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
晨报记者 杨天弘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谁都有权去研究中国的财政制度史，但是这件事由我们中国人来做，不是更好吗？”为了这个梦想，67岁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耗尽半生精力，呕心沥血，只为创作出第一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财政制度史》。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何止！黄天华用了整整31年光阴，从一个1.8米、挺拔伟岸的年轻小伙，到如今两鬓斑白、体重只有107斤的伛偻老头。
黄天华说，这条路太苦太苦，好几次资金的短缺令他差点走不下去，好几次身体的“红灯”让他以为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这个梦想。但幸运的是，“我竟然还能有今天！”放下包袱，他舒了口气，“我很满足，真的。”
一句承诺耗尽半生心血
35年前，黄天华考取了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马大英教授。
彼时，黄天华常和老师聊天，听老师讲学科发展的故事，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老师告诉他，中国唐代经济和唐代财政制度的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美国； 中国宋代经济和宋代财政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巴黎；中国清代经济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国、第二在中国香港； 中国民国经济史和中国民国财政制度史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国、第二在中国台湾。特别是美国，几乎包揽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资料。
“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黄天华心里很不是滋味。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可是，老师年纪大了，他希望有人能接下去。“他说，搞历史研究很苦，他不苛求我。但我很坚定地告诉他，我愿意。”黄天华说，只是，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为了圆这个梦，耗尽了自己半生心血。
四处奔波找寻资料
1984年，34岁的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中国财政史研究教学：探索领域主要就是中国财政制度史和税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黄天华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划，一个长达31年时间规划。他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当时，很多人跟他说，史学研究不景气，做史学研究，特别是边缘科学的研究很难。可黄天华说，这些他都知道。但是，祖国的分量很重，“我愿意”三个字也很重，重到不可推卸。
研究历史很苦，可没想到竟然那么苦。“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幼稚太乐观，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自嘲道，“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其实非常多，有一些简直是不可预料。”首先，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制度，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甲骨文学、原始经济学等资料。可是，这些资料涉及到的学科他完全没有功底，但是没有它们就无法进入角色，于是，他唯有逐个从头学习。
然而当他进入角色以后，他发现更麻烦，“譬如现在回过头去看，把每一章的军费制度拿出来，就是一本《中国军费制度史》，把每一章第八小节社会保障制度拿出来，就是一本《中国保障制度史》……”十多种领域的财政制度史合成一本完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他必须逐一系统梳理，花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梳理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资料的零散不齐，让黄天华头痛不已。早期，家住大杨浦的他，时常长途跋涉前往位于闵行的一座地下图书库。那时的交通并不便利，往返的路程都要花上3个多小时，但为了找寻更多的资料，唯有如此。可是，即便他跑遍了京沪所有的资料馆、图书馆，还是有很多资料在国内无处可寻。“我托了很多朋友，从日本、美国给我复印了近千本资料。特别是我们前任院长，现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满江，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给我复印了很多资料。我全部都用上了。”
看着到手的资料复印件，黄天华心底有说不出的滋味。“那些资料都是中文的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写的资料，可是我们中国没有。”
身患疾病仍继续研究
在过去的31年中，黄天华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或是书房。用他的话说，“整整31年，我没有离开过书房，所以连朋友都很少。”他每天工作长达18-19个小时，“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常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身体透支太多，黄天华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黄天华说，他的身高有1.8米。可是，不知道是常年伏案的缘故，还是疾病的问题，如今的他，完全看不出原先的身段高挑，反倒是一个驼背明显的伛偻老头。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
在《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黄天华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他觉得过于“奢侈”，“我的时间很紧迫。”黄天华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
后来，黄天华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黄天华大学同班同学、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回忆说，好几次，看到黄天华猫着腰，艰难地把课上完。
最要命的是经济压力
身体屡屡的“红灯”都不能让黄天华停下来，他说，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最最要他命的，是经济压力。
史学研究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再者，黄天华规划的财政制度史研究，时间周期实在太长。30年，这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资助，因此，该项研究经费必须自己掏腰包。
“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全部的工资收入都用于买资料、史料和差旅费。而这些史料的价格又特别贵，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投入累计高达19万元。”黄天华很清楚地记得，13次，自己坐23小时硬座去北京找资料，火车票12元。没钱住宿，晚上他就露宿在北京火车站。“当时，最差的旅店住宿费也要50元，我实在拿不出。”
“太多次了，在经济压力面前，我走不下去了。”黄天华回忆，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塞给了他4000元。“对我而言，这是救命的钱，我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之后，每次当黄天华走不下去的时候，丛树海都会悄悄地在经济上资助他。后来，又帮他立项，得到了学校的资助。
可是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又给了黄天华一个重磅打击。“按照规定，这本550万字的书，出版费高达近100万元。国家规划办资助了35万元，可是剩余的钱，叫我怎么拿得出？”最后经过学校的领导多方协调，筹集到了110万元的资助费。
几经波折与绝望，在黄天华的努力和众人的帮助下，饱含他半生心血的著作《中国财政制度史》有幸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问世。黄天华说：“我承认，自己的这本书也有欠缺，深度不够，广度不够。但至少我把中国这5000年来的财政制度史都梳理了一遍，至少我们的后人要想继续研究就方便多了。”（网站首页图：上海财经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