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吴琼 杨婷婷
22日是春运第二天，上海火车站明显比平日更为人头攒动。
因为贾樟柯导演的贺岁广告《一个桶》，今年春运，一只只白色桶身、桶口缠着几圈黄色宽胶带的塑料桶，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桶里装了什么？带桶回到哪里？还会不会回来？为数众多的同款桶背后，是不是有着相同的欣喜和期待……
无论如何，有着独特身份象征的桶，塞满了返乡大军的日用品、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
不贵，却沉甸甸。
（一）
别看在上海才工作一年，49岁的老胡其实是“资深”的外出务工者。
自13岁那年外出打工，36年的打工生涯，供儿子读了大学、成了家、买了房……老胡让自己从徐望镇最穷的人家，变成了现在的中等偏上——他的励志经历，几乎能代表大多数外出打工者。
按理说，老胡已经可以好好休息、享受享受人生了，但他仍然选择来年回上海，在有工作机会的工地进行高空作业，在工地食堂吃5-10元不等的三餐，忍受着一年只能回家不到1月的相思之苦。
和很多人一样，老胡和老雷没抢到K字头火车的坐票和卧铺票。因为觉得高铁太贵，两人最后一起备好塑料桶，准备坐桶上20多个小时回家——能为儿子多攒一点是一点，这是属于中国父辈的深情。
鸡蛋面条、饮料、香料干货、手持切割机……老胡桶里吃的用的，一一顺好，归置得紧紧实实，充分利用起每一点空间。老胡说，过年休息一个月后，桶还会被带回来，“到时候会装满陕西的泡馍、凉皮”。
“上海的泡馍和凉皮吃上去都好淡，完全不是陕西的重口味。分量还特别少，我们那儿，5块钱的凉皮都吃到包你撑坏。”老胡说完这些，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二)
桶，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在没深入了解之前，你可能认为，空塑料桶在工地上唾手可得，人手一个理所应当。其实不然。
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一角候车的郑玉清，就没“抢”到桶。他只能拿个透明塑料袋，塞进一条被子，自制成小板凳，在火车上坐11个小时。
郑玉清常挂着笑脸，工友都笑称他“郑总”。今年54岁的他是镇上来上海务工时间最长的，也带了不少老乡来上海做瓦匠。
春节返乡，老板为郑玉清和工友买好了火车票，他们只要来取票然后坐车回家就可以了。但同趟列车的13个工友，只有一个人“抢”到了2个桶。
没抢到桶这点小事，并不会影响到郑玉清回家的心情。家里3岁的孙子在等着他，这是让他最想回家的理由。“前两天，我的小孙子打电话跟我说，爷爷，你该回来了！”话毕，他露出了最高兴的笑脸。
郑玉清大儿子在家乡的电子厂做“比较清闲的活”，小儿子也在家乡做保安。两个儿子干的活，在他看来都是“吃不了苦”的活儿——相比自己在上海每天10个小时、极重的体力工作，儿子的工作太轻松。
问起为什么没有留在家中看着孙子常绕膝下，郑玉清算了笔账，在上海打工一天能比在家多挣100块钱左右，一年就能多个3万块，多攒一点是一点，“我能做到60岁！”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吴琼/杨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