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有点年纪的上海人都能从搪瓷杯上想到一段自己的经历。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它忽然就销声匿迹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这是什么？
动不动就发一只搪瓷杯
陆家浜路地铁站位于上海的老城厢，尽管已并入黄浦多年，但老上海人还是习惯称这里为“南市”。
这些年，老城厢的面貌起了大变化。比如这个地铁站周边的不少老房子就被高楼替代了，地铁口则直接连通了现代化的商场。
前阵子，这家名叫“新邻生活站”的商场办了个搪瓷杯展览。两面展示墙上，挂满了一千多只搪瓷杯。
站在一旁的保安小哥说：“有好多人路过停下来拍照，不过也有年轻人没见过，问‘这是什么’。”
墙上一只只杯子看过来，可以发现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动不动就发一只搪瓷杯。
遍布全市、各种大大小小的工厂，当然不在话下。有的工厂杯子上特别花心思地印了图案。
大多数杯子上都有一个号码，那是杯子主人的工号。在物资稀缺的年代，新进厂的工人领到一套搪瓷杯碗，也算是一种福利。
不光工厂发，小学、中专、大学、医院、酒店、电影院也发。
当个体户没单位？没关系，个体劳动者协会给你发。
假如评上“先进”、“劳动模范”，额外再发一只印有“奖”字的搪瓷杯。这样的杯子一般是舍不得用的，要带回家放进玻璃橱里展示。
搪瓷杯记录了当年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和场合。
建厂十周年留念？迁厂留念？发只搪瓷杯。
工业学大庆？安全生产一千天？打了年度翻身仗？产品评上名牌？发只搪瓷杯。
到普陀山疗养？退管会“乐一乐”茶座三周年？发只搪瓷杯。
庆祝“教师节”、“三八节”？更要发只搪瓷杯。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闸北区人普办和南京东路街道办分别印制了搪瓷杯。
打浦路隧道一期抢修工程竣工，为了慰劳辛苦奋战的工人们，当时也发了只搪瓷杯。
搪瓷杯可以是赠品，送礼体面过人。搪瓷杯也可以表达衷心的感谢。工作了几十年，当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最好的纪念品自然……还是搪瓷杯。
在搪瓷杯上找到了自己的青春回忆
这些杯子的收藏者马继秋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搪瓷杯在上海竟然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
马继秋的职业是影视道具师，在给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片子布置生活场景时，常常会放上一只搪瓷杯。就这样，起先他陆陆续续攒了40只搪瓷杯。
平时，他在浦东三林老街开了一个电表博物馆。去年9月的一天，看着天气不错，他把这些搪瓷杯洗了洗，放在门口晾晒。
不一会儿，来了一对阿姨爷叔，对这堆搪瓷杯很感兴趣。凑近一看，竟然发现其中有一只来自爷叔当年工作的单位：光辉灯具厂。
“爷叔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他年轻时候的事情。”马继秋回忆说。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对老夫妻，结果又是同样的场景。爷叔找到了他以前工作的集团下属单位——上海外贸仓储公司的搪瓷杯。
短短半个小时里，在游客并不多的三林老街，竟然有两对上海老夫妻在搪瓷杯上找到了自己青春时候的回忆，这让马继秋很感慨。
“我知道在七八十年代，上海制造非常辉煌，各种产品供应到全国各地。当时，上海的工厂数量特别多，背后的工人是数以百万计的。”
“这些阿姨爷叔跟我父母差不多大。我在想，上海制造的背后就是这些平凡的父辈人。”
搪瓷杯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片
郑修宁今年65岁，在她的印象里，拥有一只单位里发的搪瓷杯，曾经是让上海人有荣誉感的一件事。
“因为当时发搪瓷杯的都是比较牛的单位。我的单位是民用建筑设计院，属于‘臭老九’，阿拉是没杯子的。”她说。
在那个年代，一只搪瓷杯，是它的主人属于某个集体的象征物。
郑修宁虽然没有搪瓷杯，但她有一只单位里发的搪瓷碗，上面写着“民用院059号”，也是欢喜得不得了。
“老早去同济读书，到食堂吃饭拿着这只碗，我觉得老‘扎台型’的。当时的搪瓷杯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片。看一眼上面的字，就晓得侬是哪个单位的了。”她说。
郑修宁也去看了搪瓷杯的展览。尽管她不是工人，但由于搪瓷杯在上海曾经如此盛行，她发现其中有几只杯子竟然概括了她的一生。
她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图片，一一配上解说。
“这只杯子上的‘淞南’二字吸引了我。我们初中没书读，第一次离开家是到宝山的淞南公社学农，那是1971年。”
“学农回来在上耐二厂隔壁的玻璃器皿厂学工，那会儿对耐火材料很感兴趣。”
“工作后，第一次参加通风除尘设计改造项目就是上海立胎厂，在临平北路那里。现在已经拆了，造了住宅。”
“1990年左右，曾经参加过人民电器厂的改建工程。”
“纺二医院是我老公出生的医院。”
“平凉菜场是老公小时候经常买菜的地方。”
“我现在退休了，上的老年大学就在交通大学里面。”
上海，中国搪瓷工业的起源地
不光是郑修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90后以外，几乎每个上海人都能从搪瓷用品上想到一段自己的经历。
小时候在幼儿园里，课间休息用迷你搪瓷杯喝过豆浆、乐口福；
家里爸爸妈妈的搪瓷杯用来装辣油、葱油、猪油，放糖醋排骨，拷桔子汽水；
工作后，在单位里领到属于自己的搪瓷杯碗；
结婚的时候，除了“三大件”，搪瓷脸盆、搪瓷痰盂罐也被看作重要的陪嫁品。
在这座城市里，搪瓷曾经如此普遍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上海，就是中国搪瓷工业的起源地。
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在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了广大工厂，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搪瓷厂。因为搪瓷是舶来品，许多老上海人喜欢称它为“洋瓷”。
次年，中国留学生刘达三与嘉兴商人姚慕莲合资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生产面盆和杂件等搪瓷制品。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
到1928年，上海最大的四家搪瓷厂铸丰、益丰、中华、兆丰的产量已占全国搪瓷制品总产量的90%以上。
彼时，搪瓷还属于“奢侈品”，装点着体面家庭的生活。比如，大户人家出身的作家张爱玲1947年在散文《中国的日夜》里就写到，自己用网袋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和甜面酱。
一直要到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才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
不过郑修宁记得，下乡时买搪瓷碗、结婚时买搪瓷脸盆都需要凭票。搪瓷这样东西在生活中虽然无处不在，却不是想买就能买，让它多了一种稀缺感、珍贵感。
家里一只搪瓷杯都不剩了
前不久，马继秋遇到了一对曾经在搪瓷厂工作的老夫妻。
“那位阿姨在职时专门负责制作搪瓷杯上面的文字。她说在那个年代，工厂都会定制自己的厂杯发放给职工，所以订单量非常大，遇到十几万人的大厂订单，根本生产不过来。”
“她每天平均要制作600只杯子，最多的一天制作了1100多只，多次获得工厂年度超产奖。我给她算了一下，在她的职业生涯里，至少亲手制造了上百万只搪瓷杯。”
那么全上海的数据又是怎样的呢？
上海搪瓷工业大事记记载，1986年，上海搪瓷行业全年总产量为3.3万吨，产量、利润、出口量分别占全国搪瓷行业的20%、50%、35%。
然而这一切在90年代戛然而止了。随着不锈钢、铝合金、塑料等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的材料逐步进入市场，搪瓷忽然消失匿迹了。
当马继秋准备为展览收集一千只搪瓷杯的时候，他发现真要找起来却很难找到。
别说其他人了，就连那对在搪瓷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夫妻，家里也一只搪瓷杯都不剩了。
“这个东西连废品站都不收。”马继秋说，“搪瓷虽然是铁质的，但因为外面挂了一层釉质，没有办法直接回炉，所以很难回收再利用。”
有一天，他在离三林老街不远的凌兆新村碰到几个阿姨爷叔，问起他们家里有没有搪瓷杯。其中一位82岁的老爷叔把他带回家，打开冰箱，只见里面有一只保养得很新的搪瓷杯，上面写着“上海第二电表厂”，杯子里装着猪油。
老爷叔当场把猪油倒出来，把杯子送给了他。
“他说这只杯子他用了很多年。他或许也不舍得，但是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东西。”马继秋说。
更多的时候，他只好去拆迁的地方搜罗——当人们搬离老房子的时候，象征着过去生活方式的搪瓷杯，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去了。
话说搪瓷真的快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吗？好像也不尽然。
比如现在年轻人喜欢买一口珐琅铸铁锅。这个搪瓷和珐琅啊，用搪瓷厂老法师的话来说，就跟“番茄”、“西红柿”一样，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韩小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