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本期访谈嘉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此后的两年里，这句话被广泛运用，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但是，“百年未有”究竟是一战结束（1918年）以来的一百年未有还是工业革命（1760年代）以来的几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主要内涵能否等同于东升西降的权力格局重组？一个简约而又深远的概念给了学界和社会很大的阐释与想象的空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更贴近实际地去认识这句话的真义？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也在加速百年变局的演化？
中国在变局中的角色
顾问：这个论断在首次提出时的原话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由此可见，看待百年变局，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但是，学者和智库的解读有时会不自觉将二者简单地划上等号。
王逸舟：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你所说，各界对此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认知，尚未确立标准。在经济学家看来，百年变局可能是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甚至以后的第五次、第六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东西方新的力量格局；社会学家更多会从全球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透析那些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结构性调整。而从当代世界史、国际关系与外交的角度来看，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看法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是中心角色。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我们首次从比较边缘的位置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曾经积贫积弱、饱经忧患、受尽屈辱的民族从未像今天这般成功，成为新世纪以来人类进步和国际关系变化的主要动能。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是，这种理解现在被无限扩大。比如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爆发式的崛起，导致世界格局板块发生了裂变，国际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当代变动是由中国崛起这个变量所带动的，这种“裂变”（国际格局的重组）不仅始于中国，而且将结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当我们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国际关系会出现全新的面貌，西方国家几百年来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这种始于中国、结束于中国居首的认知比较夸张。
过往百年的中国巨变
顾问：观察百年变局，一是从中国的角度，二是从全球的角度。中国的崛起是新世纪的最大变量，就中国自身的变化来看，是不是到了足以撼动世界百年变局的地步？
王逸舟：一个世纪以前（1912年至1919年），孙中山先生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废除帝制，倡导并建立共和，受到五四运动和一战结束带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我们朝着建立当代主权国家的方向努力。此后的30年（1919-1949），经过战争和斗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有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建国后的30年（1949-1979），人民共和国艰难地站稳脚跟，以独立、自主、总体上统一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后来的30年（1979-2009）始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新兴发动机，北京奥运会象征着中国的“起飞”，“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凝聚着从上到下的人心和精气神。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主要还是经济意义上的大市场，那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的中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家，我们在全球战略、全球政治、全球外交领域更加活跃，更加自信。今天当我们谈论百年变局，深知在这个变局之中，中国的强大并非由某一代人在某一阶段缔造，而是由伟大的先行者、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建设者共同铺就，他们所行的每一步共同组成了百年中国巨变的立体形象。
世界巨变的重大节点
顾问：时下人们也很容易把中国巨变和世界巨变吻合或对等，仿佛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使得世界“闻鸡起舞”，而今中国走向复兴，必然使世界政治板块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能否这样看待世界的变化？
王逸舟：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商榷。从全球范围来看，百年巨变（大变局）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长时段的系列进程。应当说，在过去100年间，世界史的变化是由许多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共同奏响的交响乐。譬如一战的结束催生了近代民族的解放和受压迫民族的觉醒，帝国、殖民体系开始向共和国、主权国家体系过渡，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提出让沙俄帝国统治下的弱小民族获得解放和自治，西方世界新起之秀美国也提出了威尔逊十四点，呼吁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设立国际联合机构。中国当时向民国过渡，也是对这场全球变奏的呼应。二战结束又是一个大里程碑，亚非拉民族纷纷独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国宪章要求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为人类的尊严与和平而努力，世界由此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20世纪后期冷战结束，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世界进入一超多强时代。当前全球形势比如金砖国家的兴起或中国的崛起不足以与一战结束、二战结束、冷战结束这些节点相比，世界仍是一超多强、西方处于相对优势的阶段。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扭转，而是处在渐变和置变的长期过程。
中国力量的客观局限
顾问：如果以一战、二战和冷战的标准而论，当今世界确实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但是相比西方的傲慢，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这种定位本身是不是百年变局的象征？
王逸舟：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崛起，确实对全球扶贫、基建、贸易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当你去问，中国的崛起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安全、外交有多大影响，答案就因国而异了。比如在中东地区，20几个国家和以色列围绕土地换和平长期博弈，其中很少听到中国发出的声音，围绕伊朗核危机的防扩散努力，虽然中国参与其中，但远不及美俄德法英扮演的角色。在极地的开发和保护中，美俄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中印日等国充其量就是观察员。中国当下强起来的过程在经济领域对全球发生作用，但在全球安全、军控、环境、难民等领域还没有那种全局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盲目地以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于中国崛起，结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可能出现战略上的冒进。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具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如果硬是去推动，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透支，甚至带来无法预期的摩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概念，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侧面，有中国的内因，也有外部不同领域的变量。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看待百年大变局范畴下可能带来的激励作用和盲区盲点。
新冠疫情照出的缩影
顾问：值得肯定的是，中日韩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体现出儒家文化圈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有观点据此认为，亚洲文明的复兴从中可见一斑。透过疫情这面镜子，能否看出在百年变局中东方文明或者东亚力量整体上升的态势？
王逸舟：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通过这次疫情的检验，确实能看出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长处和优点。东方民族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比如我们重视家庭，重视与父老乡亲的联系，强调邻居的安全就是自身的安全，这种“大我”的精神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反之，西方国家一开始对口罩的抗拒，对社交隔离的不解，对政府抗疫举措的不合作，与其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对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执着有关系。这种利弊在疫情中显露无遗，反映出东方文化的优越性。但是，在疫情中发挥作用不代表在其它方面也发挥作用，比如在疫情过后，如何发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发挥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有可能是前进的阻力。疫情中凸显的东亚文化的优势也不能被视为新兴国家整体崛起的“百年变局”的缩影。显然，截至目前，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仍在恶化，反过来看，北欧的一些国家在抗疫过程中表现优异，凭借的不是从上到下的国家动员或者个人对政府的简单服从，而是在自由和服从中寻找平衡，他们不仅借鉴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有效做法，同时也在加大后疫情时代对社区医疗的能力建设。因此，由抗议反映出来的西方制度的局限与东方模式的优势不应被放大，如何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有学会各美其美，才能掌握表达的分寸和与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