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美国的独立日。当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宣告美国从新冠疫情中“回来了”，抗议者们却驾驶着一辆名为 “特朗普死亡时钟”的卡车在华盛顿游行。截至当天（7月4日），新冠肺炎在美确诊人数已超283万，近13万人死亡。在一场全球共同承受的疫情面前，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居然成了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这种情况迟迟没有反转。事实胜于雄辩，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反而将 “甩锅”和“泼脏水”的伎俩发挥到了极致。
一个对内治理失效、对外不负责任的美国令世人大跌眼镜，也引起美国主流学界深刻反思。诺奖得主、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高级顾问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新近出版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与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一书中这样剖析：美国的资本家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绑架了广大善良大众，美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了充斥院外游说、献金政治、政商勾结的纸牌屋，美国的媒体也在资本的加持下，为美国社会的割裂推波助澜。美国梦正在离现实越来越远？
特朗普和他的基本盘
顾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至今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您在书中提到，他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胜出，是基于和商界的结盟。但即便在疫情期间一连串的挫折之下，他的民意基本盘也没有根本丧失，这个基本盘显然主要是蓝领阶层。商界和蓝领似乎是利益冲突的两个阶层，为何会站在一起支持特朗普？这些力量会否支持他一路走向连任？
斯蒂格利茨：就像我在书中阐述的那样，对于收入的停滞不涨、健康的每况愈下、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日益加剧，许多普通美国人都怨声载道。政府曾向他们许诺，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会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他们感觉被忽悠了，因此而愤恨。尤其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政府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方式，银行和银行家们获得了纾困方案的支持，数百万劳动者却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甚至家庭。不幸的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特朗普总统利用了他们。他曾经言之凿凿地声称会解决他们的合理合法的不满，但实际上，他在给企业和亿万富翁们减税的同时，却向广大的中产阶级增税。而今，没有医保的美国人又比过去多出了几百万。等到疫情结束时，美国失业率会有所下降，但底层薪资及通货膨胀情况仍不会得到改善。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虽然这种认知还谈不上普遍），特朗普并没有在为国家或人民的利益服务。这部分体现于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失败，也体现在他激化社会分裂上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现在要做的无非就是还政府以体面，重新修复民主的基本原则，就像当年通过三权分立来制止腐败的猖獗。经济上的成绩固然是重要的，但无论是对特朗普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来说，经济因素都不是（决定他能否连任的）唯一因素。
美国与下一轮全球化
顾问：您最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之一是强调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的作用。《美国真相》这本书同样也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失衡与再平衡。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全球化遭遇的困境，真正的办法是将政府和市场有机的结合。您认为，面对全球化挑战，美国本来可以处理得很好，但现在却走上了孤立主义的歪路。接下来，政府应当做什么才能与市场形成有效互动？引领下一轮全球化的是否仍有可能是美国？
斯蒂格利茨：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2003）以及《美国真相》中都有所论及，问题更多的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实现全球化的方式。特朗普不时扬言，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对美国不公平。但试问，在书写这些规则方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话语权呢？！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出在跨国公司，他们才是规则的书写者，规则也是为它们所用，代价却由广大劳动者来承担。
即便是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贸易仍可使双方获得重要收益。当然，丛林法则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需要有规则来约束和维系。但是，规则不能只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也不能基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之类的过于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呼吁：不仅在贸易领域，而且在知识产权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全球化的规则都应被重写。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破产法庭，以解决主权债务人无法偿还欠款的情况，也需要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让那些能救命的药物优先通行，这次疫情已经凸显了这方面的紧迫性。
这次疫情同样也表明，全球需要合作，如同应对气候变化一样来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难题。这种合作不能基于任何国家“第一”的原则，而是基于对所有国家的尊重。诚然，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关爱本国公民，但是，在全球性的挑战面前，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应当是为全人类共同福祉打造制度框架。我相信，11月（美国大选过后），华盛顿将会出现一个新政府，它会响应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作为同一星球上的居民，我们必须与其它国家合作，才能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难题。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有人来领导，而华盛顿新的领导层将有能力使美国与其它国家有效联合，携手共谋解决问题的良策。
后疫情时代的新经济
顾问：疫情冲击之下，世界各国都在谨慎规划，试图重振经济，避免陷入长期的衰退和低迷。一方面是稳定就业，一方面是鼓励创新。美国正在呼唤制造业的回归，在航天、医疗、军工等高精尖领域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在扎实推进复工复产的同时，也在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比如上海临港新片区的建设。您对新经济有何预期？
斯蒂格利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与二十世纪的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经济和创新经济，从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转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经济。一些国家已经将新冠疫情视为推动这些转变的机遇。由于政府花费了空前多的资金，通过分配资金和对资金的接受者施加条件，有可能形成新的经济。疫情本身暴露出潜伏在我们很多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希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有别于疫情之前，会以更平等、更公正的面目出现。研究表明，救援和重建的一揽子方案可以带动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例如在绿色投资上的支出不仅是及时的，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它会促进平等，对投资者来说，也会获得优厚的回报。
实现经济领域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创新，单靠市场本身很难度过转型期的艰难。中国能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至上世纪末转而成为制造业巨人，就有赖于政府在市场改革初期引领的一系列社会创新，此后进一步的社会创新为中国经济迈向今天的新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将经济特区的概念从过去的制造业拓展到涵盖健康和教育在内的新经济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而在这些新经济领域，我们仍应吸取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供给通常比私人供给更加有效，也更为公平。毕竟，私人供给紧盯的是利润，而利润通常是从剥削中获取，而不是通过价廉物美的方式。
美国营利性私立教育机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网络授课方式向学生传授生财之道的）“特朗普大学”更是典型中的典型，其唯一的长处就是对最弱势群体的剥削。再以健康为例，相比欧洲许多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大多数美国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较差，收取的费用却更高。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公立和私营之间、在机构设置和监管机制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哥伦比亚等高校隶属于非营利性的、有基金会支撑的高等教育系统，多年来很好地服务于美国。中国也在找寻一套对自己有益的制度和法规，制度创新将是其中的核心。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