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上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称，开展国际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团结互助，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最后敦促各国努力回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加快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段时间以来，“可持续发展”在公共议程中的能见度被新冠疫情和国际间的冲突斗争所掩盖。事实上，潜伏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共同威胁正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尚未偃旗息鼓的新冠病毒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上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并未因新冠疫情而止步，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世界将目睹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上个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曾呼吁，新冠病毒虽然可怕，但比之更可怕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如果我们不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几十年后就会遭遇和新冠病毒同等甚至高出五倍的致死率。
面对这些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迫在眉睫的威胁，国际社会已经有所警觉并有所行动，上周通过的联大决议就是证明。然而，“169国赞同、美国反对”的戏剧性投票结果，不仅暴露出超级大国逆天下之大不韪，同时也暴露出生态问题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人类依旧处在转折点，全球生态保护能否按下快进键？
有序增长的共识
顾问：这几年大家都在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以后，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上海市民就率全国之先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绿色环保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自觉，这个观念在全世界是否也有了厚实的基础？
王逸舟：我想说这个问题并不始于中国，也不始于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它是一个近代以来被很多学者、政治家、有识之士反复争论的话题。在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西方列强开启“大航海”之后，人们有一种所谓的进步理念，实则是扩张理念，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新大陆的资源可以被无限地挖掘，这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拓展的重要动力，他们由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矿产、土地、黑奴。但在大航海之后差不多是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有人发出疑问，财富的堆积有没有止境？当全球的地块被连在一起，这种扩张的势头会不会导致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的那一天？其中最知名的当属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英国的牧师和经济学家，他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会呈现几何增长，而人类所需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最后的结局会十分悲惨。这种悲观的论调在当时属于少数派，尤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列强的正视。
环境和资源问题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由一批退休的工程师、有良知的医生、对环境和生态有专业素养的社会贤达组成的周末沙龙“罗马俱乐部”向国际社会推出了两份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这种假设的前提是，随着战后新的消费革命以及欧美日经济的复苏，当人人都能享受国王般的生活，出行有汽车，居住有大房子，冬夏使用冷暖空调，地球能不能承载这样的消耗？如果增长有极限，那么，人类已经处在十字路口。“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非常严肃、严谨，其论证尽可能不带偏见地从多学科角度出发，跟早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或者西方列强扩张时期的工具论有所不同，也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从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这种争论逐渐扩大到各国媒体、政界、议会、公众，最终在联合国层面形成共识，地球的资源有可能会耗尽，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由此而生，继而又推出了“千年议程”，意即21世纪人类应当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做出努力，各国都不能盲目开发，而应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政府对此也做出响应，我们在20世纪后期提出中国自身的千年发展议程，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重视增长的质量，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政治的博弈
顾问：距离“罗马俱乐部”在西方发出盛世危言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仍处在无序增长和有序增长的转折点，最大的障碍则是围绕生态问题的政治博弈。生态和自然的进退是否也改变着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是不是谈判过程中的主要分歧？
王逸舟：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谁为了什么目的来分配资源？谁来决定如何使用资源？而生态政治的意思是，全球生态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各国应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谁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温室气体排放，你刚才提到，最近几年可能是有史以来至少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几年，雨水特别多，温度特别高，火灾也特别多，甚至重大传染病、蝗虫、气象异常恐怕都与其难逃干系。人类的工业化、城市化如果不说是完全导致，起码是加剧了温室效应。但是，如何分担责任？193个国家不可能一样出钱，一样出技术，一样减少尾气排放。依据“共同但有区分责任”的国际共识，发达国家已经享受发展的红利，而且它们的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理应为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更大努力，不光是在本国采用更加环境友好的汽车、材料、建筑，而且应当为那些经济欠发达、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可是，发达国家并不完全认同。
围绕责任大小以及相应的资金分配、行动强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吵来吵去。但是，这种争吵并不完全是南北对抗，事实上还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分歧。比如有些国家是内陆国家，有的濒临极地（如俄罗斯），有的是成片沙漠（如沙特），它们对气候变化不那么敏感，对于环境保护也没有太大兴趣。而有些国家不管是经济发达的岛国（如新加坡），还是沿海的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对气候变暖就特别敏感，海平面略微升高都可能威胁到其国土面积的存留。所以，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有的很敏感，有的不敏感，这些都增加了国际博弈和谈判的难度。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各种分歧和不同的小算盘，但如何让我们共同居住的星球更加可持续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共同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也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远见卓识，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大规模城市化、地球板块急剧再造之后普遍的思考。最近2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了更大力度的生态政策，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国际组织发起了相关的倡议。这些倡议、呼吁、政策并不一致，有时会互相交叉、重叠或冲突，就像一个万花筒，从各个角度都能呈现出变化多端的色彩组合。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在向着绿色转型，比如国际金融界就有一个“赤道原则”。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资项目前，必须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保及当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之所以叫作“赤道原则”，是因为围绕赤道国家的开发，过去有很多残暴的做法，比如“血钻”以及其它征用童工、掠夺性开发的行为等，而包括花旗、高盛等在内的西方大银行联合倡导的新规则也将杜绝对此类项目融资。无论是“赤道原则”的提出，还是瑞典少女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指责各国政客的不作为，抑或民间抗议者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门口举着标语喊着口号，从中都能看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崛起，随着行为体的层次越来越多样，生态政治的博弈过程也越来越复杂。
气候谈判的前景
顾问：疫情迟早会过去，“可持续发展”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控制气候变暖。2016年，《巴黎气候协定》在中美等大国间的良好互动下终于生效，然而，好景不长，否认全球变暖的新任总统特朗普横空出世，次年即宣布美国退出《协定》。接下来气候谈判的竞争与合作会是什么样的前景？中国声音如何发挥作用？
王逸舟：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最具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仍然是超级大国美国，这跟美国未来一段时期的政治风向不无关系。假设大选过后白宫迎来新的政党和总统，其对外政策就可能出现回摆。到时，在气候变化领域，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其它机构中间，美国的姿态会从现在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重新回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气候谈判和新一轮全球环境保护举措也会重新按下快进键。当然，如果现在的政府连任，我觉得也会有变化，因为美国当前很多不确定和乱棒的打法都基于选举的背景。特朗普有个明显的特征，他不太喜欢打仗，在他任内，全球战争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但是，在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全球卫生领域，特朗普另起炉灶的做法又会给世界带来不可避免的倒退。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这个问题应当更加敏感，更有研判，应当用我们的引导力、行动力、倡议，让国际环境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可持续发展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生动的部分、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中国已经开始有限度地参与，越来越像领头羊，特别是在《巴黎协定》（2015-2016）的签署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比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谈判（2009）要积极得多。当然，中国要在国际社会真正成为一个让人满意的有公信力的角色，恐怕还任重道远，在此之前或与之同步的是国内自身的生态进步。城市化的水平、国际化的程度，和地理位置直接相关。越是沿海地区，对于接受和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越有需求。中国刚好呈现一个沿海、中部、不发达的西北、西南、东北的梯次，不同梯次的发展进度都可能相隔十几年、几十年的差距。同样是垃圾分类，放在上海几个月就能习惯成自然，但是放在很多内陆城市，时间要长得多，而且效果未必理想。上海在世博会期间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城市服务的很多方面，上海的确也走在其它城市的前面。不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我们那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各施所长，率先做起，从小处做起，从个体和社区做起，这种经验同样也能成为国际倡议，继而为推动全球生态的变革做出中国的表率。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