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今天，中美两位新闻女主播将就当前中国贸易局势进行隔空辩论。无论结果如何，能够辩论、敢于辩论，总比关起门来厚此薄彼要好得多，因为辩论本身就是交流的一种。当然，同为交流，文明理性的对话，又要比谩骂式的争辩好得多。这也是我们东方人待人接物与处理是非的传统修为。
小小的一场辩论，兴许能从中看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的火花。相互借鉴，多元共存，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本月，亚洲各国也才聚集一堂，召开了为期一周的文明对话大会。那么，在外交事务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应对中，究竟能不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亚洲的智慧如何为全球治理赋能？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于滨
亚洲各国比西方更强调有效治理
顾问：能不能提炼出一套亚洲特色的治理模式？所谓模式，必然以价值观为基础，亚洲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怎么来挖掘和定位这种价值观的内涵，它跟欧美或西方的价值观根本的不同是什么？
于滨：亚洲本身是多元的。它包涵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文明：世俗的儒教（中国）、佛教、伊斯兰、印度教、日本的神道等。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其东正教文明也是亚洲的主要文明之一。就发展和治理模式而言，亚洲也是多种复合体制。虽然一些国家从西方引进政治-经济成分，但具体施行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本地化、亚洲化。
价值观的形成与地理、历史和文化有密切关联。比如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所谓儒教文明圈（包括朝鲜半岛、越南、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体非常不同，但其治理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偏重于精英政治，人治色彩浓厚，更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导向，国家、民族、集体利益高于西方所倡导的个人利益。在这一层面上，儒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又潜移默化。然而儒教文明圈以外的亚洲国家，又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惯性。南亚（印度等）、日本、东盟、中亚各国在二战和冷战以后，先后形成了自身的治理模式。
其实对治理模式的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治理的有效度（deg ree o f effective governance）。一般来说，亚洲各国比西方更强调有效治理。儒教文明圈的各个政体，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经历，有时稳定发展，有时动荡甚至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明、文化对现实政治的整体影响又是有限的、间接的。有鉴于此，各国有必要进行交流，对话，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顾问：文明本身不应存在冲突，我们倡导和而不同，但是，历史上确曾有过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压迫的案例，而且不在少数，文明本身是否具有霸权主义或非霸权主义的特性？
于滨：文明之间在历史上既有竞争和冲突，也有交流和融合。在全球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存的21世纪，文明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共处。西方文明无论从理念上还是在政策层面，都难以与一个多元的、多种发展模式和层次的世界共处。这是因为，西方现实主义(realism)要以“文明冲突”论征服世界，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则要用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改造世界。冷战以后，西方内部失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制衡，走上了以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改天换地的不归之路。结果使大中东地区战乱不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横行，难民大潮滚滚，最终害人害己，在西方内部引发了民粹主义和各式极端势力。
中国永远都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
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而亚洲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基督教对亚洲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亚洲国家的基督教文明跟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明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于滨：我对亚洲基督教文明的研究不多，其实基督教在中华文明圈的传播并不是很成功，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在中国的价值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教是世俗的，而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本身就非常世俗化，入教一般属于自愿，不存在强制性，因而佛教的“宗教性”(relig iocity)远远低于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教等）。佛教无固定的祈祷时间（基督教是周日，伊斯兰教是每天五次），一般人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或“临时抱佛脚”，对佛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方式。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历史上的中国不存在政教合一的现象，也没有纯粹因为宗教而引起的战争。
而在西方历史上，因宗教引起的内外战争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使中欧地区尤其是德语地区成为人间炼狱，一些地区的人口下降达70%以上。欧洲对外则有近两百年的所谓“十字军远征”（1096-1291年），给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至今难以平复。
顾问：如果形成一种亚洲风格的外交和全球治理模式，并且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会在其中发挥多大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
于滨：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消亡的，包括朝鲜、越南等，存在了数千年。相比之下，欧洲在三十年战争后虽然禁止了宗教战争，但五六百个独立的政体和王国仍然为领土、贸易、荣誉无休止地争斗，到19世纪初，欧洲只剩下20几个国家，其它都在国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征战中消亡了。西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施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纯粹是一个伪命题，至少是反历史的，它以西方的历史一叶障目，认为非西方国家也“注定”要步西方的后尘。这种认识本身就非常浅薄。中国与美国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中国外交奉行的是“榜样的力量”(power of example)，而美国所崇尚的则是实力外交(example of pow er)，对干涉他国内政乐此不疲。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于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