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近些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场合提到“中国要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最近数月，通过G20、东盟与中日韩（10+3）、世界卫生大会、中非特别峰会等云会议平台，中国领导人又屡次表达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承诺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些经验、理念、疫苗、援助、制度，都有可能属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疫情期间，我们如何打造公共产品？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公共产品离我们有多远？
顾问：国际公共产品听起来像是远在天边的概念，它具备哪些特征，面向谁？和以往我们说的对外援助有什么区别？同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关联？
王逸舟：中文对public goods有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是译成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港台地区或新加坡华人社会将其翻作“公共财”。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提供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共同使用的、带有某些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资源、制度、物品和设施，最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会费、国际气候制度、世界粮农组织所需的救灾物品、国际水域水道上的灯塔航标之类。
国际公共产品不应被简单地理解成外援，如果只是给予特定的邻居、朋友或盟友，最多也只能称其为准或半国际公共产品，比如美国给北约提供的军费与核保护伞，只能说是区域性的或者半国际公共产品，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同样如此。而我们向联合国提交的会费、派遣的维和部队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其使用由不得提供方，而是取决于安理会或秘书处的统筹安排。再比如国际海事组织在公海上建立的灯塔，服务于所有人，甚至包括海盗。
如果说灯塔还远在天边，那么，红绿灯和斑马线可以说是和普通人日常出行须臾不可分的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既可以是经费、物品，也可以是制度、规则或概念。比如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哪怕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能起到规范或威慑的作用。比如地中海国家马耳他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各国船舰向深海进发开采矿产资源之际）提出了“人类共有遗产”的概念，虽然只是一个理念，但对于人类有序发展、公平合作以及新的制度安排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成为观念层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再比如每隔四年举行的奥运会和世界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主办国（城市）为世界公众打造的公共产品。
好的公共产品从哪里来？
顾问：越是规模大、受益范围大的公共产品，是否打造的难度也越高？中国在现阶段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想象，打造出令国际社会喜闻乐见的公共产品？
王逸舟：如同建好灯塔还需付出成本长期维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确实不能只凭美好的意愿，也需要一定的财力。覆盖面和受益面越大的公共物品，往往生产的成本也越高，带给提供国的压力也越大。但是，在相互依存的今天，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广阔的战略意识，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就不可能在全球高地站稳，即便短暂形成崛起的气象，也无法持续。中国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把它们作为扩大影响力、改善形象、争取人心的杠杆。从国际经验和历史进程观察，越是谦虚和开放的大国，越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越有独特的智慧与力量，也越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
中国在可预期的未来可以将以下领域作为打造公共产品的重点：第一，在向外空、极地、深海这些典型的“高边疆”进发的同时，不止是器物层面有更多的海军舰艇、海洋勘探船只、极地探险队伍和外空军事手段，更要主动提出为全人类着想的和平合作公约与多赢方案，并积极充当国际范围的“救火队”和“救生员”；第二，着眼于保护海上通道畅通和能源外部供应安全，积极与国际海洋法相关机构合作，力所能及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加大打击海盗和防范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力度；第三，如同近年来设立的东盟事务大使、中东问题特使、气候问题特别代表等有效做法，在未来几年派遣更多的特使到周边和世界热点地区，让各国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一个新兴大国不树敌、善交朋友的优良传统。
必须看到，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应难度比较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的新兴国家不可能提供太多。当前，大多数全球性公共产品主要还是由美国等西方大国设计和提供，而我们还是首先要在周边站稳，“一带一路”、亚投行、上合组织就都是从周边出发，澜湄机制和“10+3”也是立足周边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了防御金融风暴有可能的冲击，在前段时间的“10+3”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特意提到区域性的金融安排，呼吁通过建立基金等防御手段，为相关国家提供救助。对于自然界的飓风、台风、海啸等灾害的防御，我们也可以和沿海的国家携手提供公共产品。
疫情期间还可以做什么？
顾问：现在谈论公共产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疫苗。但是，疫苗的成功研发需要时间和运气，除此之外，其它部门也在寻找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中医药被认为可以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公共产品。疫情期间，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还可以做些什么？
王逸舟：天花和肺结核曾经是人类社会的公共卫生灾难，但在牛痘接种方式、青霉素等药品被发明和普及以后，这些疾病不再是不治之症。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一旦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我们将把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做出中国贡献。这个承诺意味着我们将放弃特定的专利，不会对新冠疫苗的配方和供应设立保密条款或专利期限。西方国家未必会这样做，凡是它们的客户，就可以得到低廉的价格，但是，卖给第三方就会非常昂贵，这就不是国际公共产品。而我们的做法是，向那些特别穷的国家无偿赠送，而对于各国药企仿造生产疫苗的需求，我们最多也就收取一个成本价。
当前，视频、云计算、大数据越来越盛行，电商、视频会议、视频教育的互动越来越多。马云曾在G20峰会上提出建设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此次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就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很多抗击疫情的医用物资。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觉得未来还可以有很多提供服务的方式，比如视频问诊。我们把电商和网络信息化方面飞速发展的技术应用更多地惠及周边，惠及国际社会。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注意到，由于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和乱“甩锅”，导致很多美国大学的教授和管理人员对美国的现状心灰意冷，他们发誓，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们将不惜离开美国。人才的流失对美国的伤害不言而喻，美国的教训带给我的启发是，我们未来在教育和科学领域应当有更多公共产品，比如开发更多实验室，接纳更多国际学者，中国高校将来也和哈佛、耶鲁一样，到处可见五湖四海、不同肤色的面孔，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也有许多国际人才的参与，为世界提供各个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博鳌亚洲论坛邀请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理事长，也是为了让这个迄今为止尚为区域性经济论坛的公共产品更具全球性色彩。未来它将向达沃斯论坛看齐，不光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它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设想、规划，让各国人士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成为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响当当的国际公共产品。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