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传上海滩有“四大悲剧”。
比起“回家发现宣克炅站在家门口”，“打开电视看到家人坐在柏阿姨旁边”的瞬间惊吓肯定要小一点，但长期影响力更大。
当事人一旦决定上节目，就必须直面鸡飞狗跳的家务事第二天变成街知巷闻的八卦话题的可能性。
有些人物或语录甚至会作为一种亚文化元素，在上海市民的脑内持久存在。
比方讲，现在提一句“暴烈儿子为哪般”，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那张面孔，甚至直接在微信里祭出表情包……
2008年，节目创办伊始，总导演尹庆一曾担心过节目的收视率。毕竟，它所播放的18:30这个时间段，正好和新闻节目“硬杠”。
的确如最初预料的，刚开始几期节目收视率波澜不惊。但两个月以后，收视率一路走高，很多期超过了黄金档的同类型节目。
因为上海人反应过来了，电视剧哪有这好看。
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超过10%，也就是说，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有250万人在电视机前看一个家庭吵相骂。还不包括，第二天在同事、亲戚、邻居等交际圈的“人肉传播”。
开播了15年，《新老娘舅》可以说是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即使自己不看，也会有人拖着你看。
在00后群体中提到《新老娘舅》，他们居然会炸锅。
“看过的呀，小辰光爷爷奶奶一直看的。”“吃饱夜饭看电视，听老娘舅讲故事（串台了哈，这是《阿庆讲故事》的slogan）。”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有过无奈：“我们家保姆每天看完《新老娘舅》才肯做饭,我们全家也跟她一起成了粉丝。”
王琳（化名）在2015年义务做过《新老娘舅》节目的“宣发”。那时她辞职在家待产，每天一边吃饭一边看节目，看完之后还要用自己的语言梳理一遍当天的剧情，表达个人观点，在微信朋友圈发“小作文”。
“由于文字过于酣畅，常常被朋友截屏转发，有人看了转发后来加我微信，就为了能在我朋友圈看到‘文字直播’。”
“因为这个‘荒谬’的原因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有的成了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这些年我们对所有事情的观感几乎都是一致的——毕竟是经受了《新老娘舅》引发的三观一致性的考验的。”
王琳开玩笑说，如果要评选那种很厉害的观众，她大概可以达到让节目组交四金的程度。
达不到的。
尹庆一介绍，节目组办观众见面会的时候，有的观众忠实到，不仅每期节目都看，还会每期拍一张照片，收集成大大的相册。
二
上海人为啥噶欢喜看人吵相骂？
“人就欢喜看八卦”是个通用理由，但还不是全部。
尹庆一思考过原因：“阿拉这只节目真实反映了老百姓当下生活的一个横截面。”
上海人的真实生活，有豪宅高楼，有网红街网红店，有跑车奢侈品，也有天井晒台小房间三层阁，每一个横截面都只是部分的真实。
纪录片制作人王小龙曾在采访中说：“光拍高楼大厦，那是炫富。我认为上海都在两层楼以下。”
这里的“两层楼以下”当然是个概念，他认为“纪录片不能无视一个生命的存在，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多么屈辱和低微”。
尹庆一觉得，《新老娘舅》是谈话版的纪录片，里面充满了上海老百姓真实的矛盾。
我们一直很好奇，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上节目，把“家丑”在整个上海滩面前层层剥开吗？
其实节目组接到的电话从来没停过。
“就像牙疼一样，你不去解决，就会一直疼。如果吵架的对象一直找你吵，影响你平日的生活、身体、心情，总归要解决。”
“问题是，去法院打官司的成本太高，而且有些问题不是法院受理的范围，我们这个节目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老百姓有需求。”
那些最终决定出镜的节目嘉宾，也许是怀着一种“来都来了”的心态，在镜头前都很投入很放得开。
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堆积成的澎湃的怨怼，百万巨款、大小房产割开的家庭裂痕，在这里终于得以释放，甚至当场得到具有法律效应的纾解，整个过程被充分呈现，让同为普通老百姓的观众们高频共鸣。
钟耳（化名）就曾经亲眼见证过“邻居上了节目”这样的事。
“小时候有个蛮要好的邻居阿姨，她女儿高挑漂亮，做模特的，是阿姨的骄傲。过了几年那个姐姐去了日本，嫁了有钱人。再后来，阿姨和她老公搬走了，说是女儿回上海生活，他们搬去帮忙照顾外孙，从此跟我们断了联系。“
“最后一次看到她，就是在《新老娘舅》节目里，他们全家都戴着墨镜，阿姨叔叔在控诉女儿嫁了假豪门，还要他们退休工资贴补……”
看到节目的时候，钟耳全家震惊了，她爸妈走到离电视机很近的地方仔细看：“是伊拉伐？戴了墨镜也认得出的！声音像的呀！”
当时还当“八卦”看的钟耳，现在多了很多理解，“没有足够的困窘和无奈，阿姨他们怎么会上电视？”
三
围观别人在电视里吵相骂，有点像在照哈哈镜，镜像再扭曲再疯狂，我们也能从中辨识出生活的大概模样。
上海人为啥吵相骂，也完全不难想象：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兄弟姐妹房产纠纷、遗产继承……
很多矛盾与上海人的生存环境有关。
石库门房子中，兄弟两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灶披间合用。你家这里多放了一个橱，我家多放了一个牙刷杯，都是吵架的内容。
划好三八线后，依然有矛盾。一家灶上烧了锅罗宋汤，烧好觉得上面飘了一层不明物质，怀疑是对方倒东西进去了。另一家说，自己的牙膏上被戳了两个洞眼，认为是对方恶作剧。
“这些都是节目真事哦。”尹庆一强调道，“可能外地观众看了不能理解，但没体会过上海‘蜗居’，就不能想像这些矛盾。”
他要求，所有编导、主持人，可以不是在上海出生长大，但起码要在石库门房子住3个月。
“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做不好这个节目。如果你连亭子间、晒台都不晓得，上节目的人怎么信任你？”
矛盾也和上海的历史和城市发展的速度有关。
上海曾有一大批知识青年，有的留在当地没有回来，但他们的儿女回来了，1990年代投亲到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家之后，因为房产或户口产生了一些矛盾。
是的，房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上海，谈房子，就像在英国谈天气一样。
曾经有人在2009年五六月间做过观察统计，33期节目里有24期与房产纠纷有关，比例将近四分之三。
近二十多年，上海城市变化很大，老房子动迁，难免就会发生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之事，毕竟，不是买小菜钞票，而是几十万几百万。
就算是最受“八卦”观众欢迎的家庭情感主题的案例也有很多牵涉到了房产。
某一期节目中，男孩小金一岁半时母亲病逝，四岁有了后妈，八岁有了继弟，从小过着“男版灰姑娘”的生活，喝不到牛奶吃不到鸡腿，读中专的学费父母也只肯出一年以至于被迫辍学。
18岁时宅基地拆迁，他能独自拿一套房，但结婚后也没法住进去——父母强迫小夫妻跟他们一起住，却把他的房产租出去自己收钱。
矛盾积累到小金终于跟继母对打起来，这对老夫妻就把儿子告上了《新老娘舅》，这期的主题看似是“长子暴力对待母亲”，但被请出场作证的第三方（姑妈）、现场主持人和调解员以及头脑比较清醒的观众都知道，其实这期还是房产纠纷。
四
播到了第十五个年头，《新老娘舅》节目也早已有了一些改变。现在它叫《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疑问：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上海人还需要老娘舅吗，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指点”我们的生活吗？
尹庆一觉得，即使社会一直在发展，但老娘舅这个角色不会消失，老百姓有这个需求。只是老娘舅要有1.0,2.0,3.0这样的升级版。
“上海人其实老讲规矩的，相信专业，有的矛盾只是因为不懂法，如果从法理层面给他讲通，他就没问题了。上海人也讲实惠，如果从节目中学到一点法律知识，他觉得就挺好，可能自己去做老娘舅的时候就用上了。”
用律师来做“老娘舅”就出于这样的原因。
“以前调解有时会带着老娘舅的威望，好讲‘卖我面子’。现在动迁弄弄就是几百万以上的，怎么卖面子？所以老娘舅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来处理矛盾。”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人生观也在发生变化。现在，一些节目的“名言”听起来非常不合时宜。
回过头再看那些和情感、婚姻生活有关的节目，如果有弹幕，或许会飘满这样的留言“这样的人，不离还留着过年吗？”
所以节目也有了变化，尹庆一说：“我们以前的调解方式，都是劝和不劝离，但做多了，觉得这会有很多矛盾，就像牙疼一样，一直要留着，不要拔，是有问题的。”
牙疼每个人都会有，矛盾每个家庭也都会有，到电视上吵相骂或许是为了最终不吵相骂。
“如果真的能帮助百姓把日子过得更和谐，节目组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曾经他们有这样的期待。
文/邱大王 晨报记者 顾筝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邱大王/顾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