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副教授侯健接到了一项让他在惊讶之余喜不自胜的任务——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
应西班牙版权方的要求，侯健在长达8个月的翻译过程中必须全程保密，严格程度甚至到了不能向外界透露有这样一本书存在的地步。
这名译者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到一项隐秘而庞大的出版计划中：一年后的2024年3月，这部原作将和它所有版本的译作在全球同步发行。即使不是第一次，这在世界范围里也是十分罕见的。
在马尔克斯去世10周年之际，新闻晨报·周到记者专访侯健，听他讲述翻译这部被尘封多年的小说时的感动和感悟。
为什么这部作品从未出版？
当翻译新书的邀约摆在自己面前时，侯健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从来没想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竟然还有遗作没有出版。”
他并不是第一次翻译作家的遗作，之前他也曾翻译过智利作家、《2666》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科幻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波拉尼奥于2003年去世后，遗作就不断被发掘整理并出版，时间间隔较短。
但当他在2023年首度获悉《我们八月见》这本书的存在时，马尔克斯去世已近10年了。由于身体状况不断衰退，进入21世纪后他的新书出版频率就急剧下降，2004年的《苦妓回忆录》是他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因此，外界无法设想在近20年的真空中还存在一本从未露面的新书。
而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本书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未出版？侯健在翻译马尔克斯的儿子们撰写的前言时得知了答案，原来作家本人曾对此书作出最后的判决：“这书不行。得把它毁了。”
而与他这一最终判决自相矛盾的，则是当他于2004年7月5日第五度改完小说以后，在第五版草稿的第一页上写道：“最终版棒极了。”
为什么作家对于此书会持两种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侯健提醒我们注意，“马尔克斯的两个儿子曾经在另一些访谈中提到，父亲给出‘毁掉它’的指示时，已经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了。”
当时，处于生命末年的马尔克斯和这个世界上其他6000万老人一样，正饱受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而当他在2004年完成第五版修改时，其实已经出现了初期的症状。
“作家本人在后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除了妻子梅塞德斯之外，他几乎认不出其他人了。他有时会在家里读文学书，但他甚至已经分辨不出哪些作品是自己写的了。”所以在侯健看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意此书出版的决定源自对自己一贯的高要求，作家曾经在一些访谈中戏言自己每天写长篇小说只能写半页，写短篇小说只能写一行。虽然很夸张，但这是作家对自己作品高标准严要求的一种反映。”
马尔克斯的儿子们是在消费他吗？
随着《我们八月见》的出版，马尔克斯的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恰和贡萨洛·加西亚·巴尔恰违背父亲意愿出版他著作的做法也引起了外界的质疑。
他们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许在很大一部分人来看应当是“辩解”：
“当年加博失去了完成此书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失去了察觉此书之美的能力？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也许加博会原谅我们。”
“有很多人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们在‘消费老爸’，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从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八月见》的面世是个好事情。”侯健表示，
“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作者的创作生涯全貌，而且他的儿子们提到作者本人对这本书不满意，这一信息本身也有很高的价值，他们并没有隐藏这一看似负面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称“这本轻快活泼的小书比他（指作家本人）所担心的要好”，作为中文译者的侯健也肯定了它的价值。“很多人说《我们八月见》这本书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不这样认为。也许对作家来说是这样，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没有理由这样认为。它虽然无法与《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巨著媲美，但它依然具有其自身的文学价值。”
小说究竟有没有完成？
《我们八月见》的创作应该始于1999年左右，当年马尔克斯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一同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创作力论坛活动，他在现场朗读了这部小说第一个版本的第一章。
根据作家在创作之初的意图，小说应该由五部分组成，总长度将近200页。但是进入21世纪后，他主要忙于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和《苦妓回忆录》的创作，因此《我们八月见》的写作断断续续。
虽然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塞尔斯认为《我们八月见》是未完成的状态，但根据本书责任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的说法，作家在2004年已经给巴塞尔斯寄去了第五版的副本，并在当时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莫妮卡·阿隆索表示：
“有时候得把书放一放。”
这一放，就到了2010年。马尔克斯当时已经进入病程发展的后半段，但他还在勉力对这本小说进行一些细微之处的修改——像他几十年来习惯的那样。
当他在这一年的夏天见到克里斯托瓦尔·佩拉的时候，曾亲口向后者证明这部小说是有结尾的，并为对方读了小说的最后一段。因此，克里斯托瓦尔·佩拉认为，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
而作家的儿子们之所以会说父亲“失去了完成此书的能力”，指的是2010年左右他的记忆力已经不允许他自己把所有修订的内容都整理出来，加进最终的版本了，而这一部分工作由佩拉完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小说结束于女主人公安娜命人将母亲的墓掘开，把她的骨殖装进袋中，并一路将尸骨袋背回了自己和丈夫共同生活的家中。
侯健认为小说在此结束是恰当的，但如果作家当时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应该还会将安娜母亲和女儿等故事线进行扩充。可惜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了。
回顾作家最后年月里的这段创作过程时，也让我们明白了他的儿子们所说这部小说是“他顶风破浪克服万难的最后一次创作结出的果实”这句话背后所隐含的意思。
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争分夺秒的创作过程，作家追求完美的天性不得不与他日渐衰退的记忆力赛跑。
最终，他跑赢了。
VS侯健：我们每个人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安娜
新闻晨报·周到：马尔克斯的著作一直以语言风格的多变著称，作为译者的你如何评价《我们八月见》的语言特点？有没有从这部作品的遣词造句中感受到作家年老时的衰弱？
侯健：自《百年孤独》之后，他在大部分作品中都进行过针对语言进行革新的努力。例如《族长的秋天》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它的语言非常繁杂，非常巴洛克；而《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文风又很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风格；《我们八月见》或《苦妓回忆录》的语言相对平实，但前者要更朴实一些。
我认为这是与故事本身相匹配的，它是个用第三人称视角、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的故事，本身也并不需要过多华丽的雕饰，在我看来，故事和语言如果能达到相适宜的状态，文本自然也就更加出色。
《我们八月见》的故事本身并不要求它具有《百年孤独》一样的写法。不过，我也并不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锋能像写《百年孤独》一样有力、强健，这是自然法则决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面对阿尔茨海默病之前，他曾在上世纪末对抗过癌症。他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一样去写作了，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自然法则。
我们一向认为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周期很长，身体也相对健康，但哪怕是巴尔加斯·略萨也坦陈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再创作《酒吧长谈》那样的作品了。
再进一步去谈这个话题，到了晚年，优秀的作家也就不会把注意力过多放在强健的笔锋上了，我觉得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作家已经把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了，很有点金庸小说里独孤求败的影子，独孤求败一生用的四把剑：利剑、软剑、重剑、木剑，《我们八月见》就像是一把返璞归真的木剑。
新闻晨报·周到：你觉得这本书的质量有没有像马尔克斯本人担心的那样会逊于他其他的书？
侯健：我记得博尔赫斯有句话，他说：“我算什么人，能跟叔本华并列？”可能在博尔赫斯眼中，自己比不上叔本华，可是在其他几乎所有人眼中，他已经是别人难以比肩的文坛巨匠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我曾经在一次活动里提到，他写出来的作品，哪怕上限达不到《百年孤独》的水准，下限也不会太低。《我们八月见》本身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晚期的作品，我们无法苛责任何一个作家在晚年创作出无可挑剔的代表作，这样的例子太少了。
在我看来，《我们八月见》可以拿来和《苦妓回忆录》一起阅读，两本书的创作时间相仿，涉及的主题相近，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勒比海沿岸的故事，但它们的人物设定、叙事视角等元素又各有不同，对照来看会别有滋味。
新闻晨报·周到：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对谈集《两种孤独》也是你翻译的作品，里面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当两人谈到博尔赫斯时，一致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在逃避现实，你觉得作家在近80岁高龄写出的《我们八月见》里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侯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八月见》里的安娜，面对或单调乏味或压抑窒息的生活，我们总有一刻会生出挣扎反抗的想法，甚至可能这种想法一直存在，但敢不敢实践、如何实践就是每个个体的选择了。我们看到安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并不能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小说里的岛就是对我们人生的隐喻，安娜登上海岛，看似远离了单调的生活，能自由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可她终究要离开海岛。哪怕不离开，海岛也依然被海洋环绕，就像被泥沙环绕的潟湖一样，禁锢依旧存在，自由只是相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八月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马尔克斯第一次在中长篇小说里选取了女性视角进行叙事，关注了现代社会中的女性生存问题，更在于这种问题实际上是不分男女的，是人类的共性问题。
新闻晨报·周到：《我们八月见》的女主人公安娜是传统观念里婚姻美满的人，但小说从头到尾让人体会到一种孤独感，马尔克斯书中的每个主要人物似乎都难以摆脱宿命的孤独感，你觉得安娜的孤独感主要来自哪里？
侯健：你刚才提到过《两种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场访谈里曾经说过，“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从未感受过孤独”，他还说“孤独是人类天性中的基础组成部分”。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孤独不见得一定是形单影只时才会生出的感觉，例如一个i人去参加聚会，但ta可能感觉很孤独。《百年孤独》就是这样，乍看上去热热闹闹一个大家族七代人的生活，可每个人都在体验着这样或那样的孤独。
所以并不是说身上贴着传统的“幸福”“成功”之类标签的人就不会孤独，也有可能他们的孤独恰恰来自这些标签。书中的安娜46岁，结婚27年，也就是说她19岁就结婚了，而且“毫无恋爱经验，还没取得学位”就以处子之身嫁给了丈夫。
我有很多19、20岁的学生，那正是他们跃跃欲试、憧憬人生的时候，可是安娜放弃了这一切可能，没有体验过丰富的爱情生活，没有实现过自我价值，过早地进入到了传统观念里的美满婚姻中。这样的人生一过就是27年，后来又有了两个不省心的孩子，这种生活可太折磨人了。
如果说西西弗斯是每天往山顶推巨石，安娜就是每天被从山上滚下的巨石砸。终于到了故事开始的时刻，她开始想要把巨石往上推了。我觉得她的孤独就源自那种所谓“幸福”的生活，因为她为这种幸福过早地放弃太多东西了，放弃了自由，放弃了自我。
新闻晨报·周到：你个人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把母亲的骨殖背回家有什么样的寓意？
侯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们八月见》的第五版手稿封面上写了一句“Gran ok final”（最终版棒极了），那么我猜测他本人对于这个结尾还是很满意的。而我们作为读者读到最后的时候也确实会有些震撼的感觉，但如果只是到此为止就把书本合上那就太可惜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用到了现代小说常用的“隐藏材料法”，而且是全部隐藏法，他把安娜的这个举动写了出来，但是不在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她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马尔克斯认定为自己文学导师的海明威常用的技巧，这个技巧的好处就在于能使读者对同一个情节内容产生无数种解读。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安娜回归家庭的选择，而且这种回归是双重意义的，既是自己的回归，也是母辈的回归，她断绝了自己与那座海岛的一切牵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安娜对自己宿命的一种反叛，因为我们发现安娜似乎一直在重复母亲的生活轨迹，来到同一座海岛，也同样有了情人，等等。甚至安娜的女儿在一次失踪时去的也是那座海岛，在同一个家庭中，或者放大了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女性的生活似乎不断处于这样的循环、继承的状态中，社会仿佛天然规训女性做某些事情（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所以这个行为似乎也可以理解成安娜对于某种既定命运的反叛，哪怕我们只提这两种可能性，也会发现按照不同的理解方式，安娜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就会显得截然不同，一种是追求自由之后回归传统的形象，另一种是不断反叛抗争的形象，这也许就是伟大作家创作的伟大作品的魅力。
再举个例子，这部小说里充满着生与死这两种元素的对立与平衡。安娜到岛上去，发生一系列情感纠葛，这本身是生命力的体现。可她去岛上的目的又是祭奠母亲，墓园里的描写常常带有死亡的气息，小说开头安娜照镜子时仿佛看到了“秋日母亲”的样子，小说最后她挖开坟墓，似乎看到的不是母亲而是自己……
到了最后一个场景，代表生的安娜把代表死亡的母亲的骨殖带回家，这是代表生与死的妥协与融合，还是代表其他寓意，就留给读者自行解读了。但哪怕只是这样一个小例子，我们也能看出，《我们八月见》并不像有的评论认定的那样是部失败的小说，或者不值一读的小说，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去阅读它。
新闻晨报·周到：你说自己翻译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有种想哭的冲动，可以更详细地描述一下这种情绪吗？
侯健：其实翻译每一部作品，最佳的状态就是融入到文字中去，仿佛在打字的不是我这个译者了，而是原作者，或者是故事的叙事者，也就是说让翻译活动和所译文字之间产生某种共振的感觉。
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几年之前翻译小说《萨拉米斯的士兵》最后几页时的激动心情，那本书的最后一段跨了五页，那种情绪是连贯而澎湃的，当时的感觉就是必须一口气译完，连停下来喝水都不行，译完之后已经泪流满面了，这可能也是我如此热爱翻译的原因之一。
译《我们八月见》时，不可避免地会想起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之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仿佛能看到老年马尔克斯写稿改稿的样子。这当然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是当我译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似乎真的感觉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为这本书画上了句号，这个句号甚至是他整个文学生涯的句号，所以非常激动。
只是我希望以后不要再遇见必须要保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了，因为我是个挺喜欢和别人交流分享翻译方面事情的人。
新闻晨报·周到：我们知道你自己也在B站上开了西语文学课，其中主要是以拉美文学为代表，拉美文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爆炸和当时的时代以及政治背景其实有巨大关联。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拉美文学是否依然有巨大的价值？
侯健：就在前几天，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放出，13位入围作家里有4位来自拉丁美洲，分别是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委内瑞拉。有媒体公众号推送的标题就是《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公布，拉美文学迎来二次爆炸？》。
实际上拉美文学自上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文学爆炸”现象之后，就一直是国际文坛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优秀作家层出不穷，写作的主题既有对传统的政治、历史主题的深化，也有超出传统的新主题，例如写家庭的，写女性的，甚至写父子关系的。风格上既有现实的，也有幻想的，甚至有哥特恐怖风的作品，写得还很棒。但“文学爆炸”的名头太响亮了，有时候我们的目光只放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这四大主将身上，或许再加上博尔赫斯。
我受邀在B站上开设“魔幻、爱情与权力：侯健的拉美小说课”的初衷也就在于希望打破这些对拉美文学的刻板印象，让大家了解更多拉美作家，明白拉美文学不只有魔幻现实主义，所以虽然“文学爆炸”是那门课程重点讲述的内容之一，但课程从拉美小说的初始状态讲起，想让大家看到拉美小说是怎样慢慢积累、发展，进而“爆炸”的，所以也讲到了为“文学爆炸”奠基的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些作家。然后也向下讲，讲罗贝托·波拉尼奥，也讲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保丽娜·弗洛雷斯这些拉美文坛新生代中坚力量。
我想说的是，拉美文学已经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它依然而且将继续具有巨大的价值，我们可以不加问号。
*《我们八月见》由新经典文化出品、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已在3月上市。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