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数“四大杯”全部退出,深意何在?磨了39稿、开了100多次座谈会的“一标准两办法”,幕后独家揭秘!

旨在促进民办培训机构健康发展、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和《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简称“一标准两办法”),今天正式颁布。文件总字数并不长,1万多字,但为了文件的诞生,团队前后磨了39稿,开了100多次座谈会,调查分析了7000多家培训机构。

“从以往的管学校,到管行业,管市场,这是最大的不一样,也是最大的挑战。这实际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培训市场那么大,只有靠行业组织、家长、各级政府参与,才能治理好。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覆盖的协调发现处理机制。而这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相关负责人说。

外界千言万语,历程千辛万苦。日前,周到君与文件起草核心团队面对面,独家揭秘 “一标准两办法”诞生记。

■图片来源:海洛创意

从排查市场到组阁

走访7000家机构的“游击队”

时间倒流到今年年初。市主要领导在人代会上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

其时,上海各种培训机构正野蛮生长。一两个人,两三张桌子,很破的小场地,一夜之间就能生出一个“小作坊式”的机构。有的孩子,才出校门,就钻进了机构。一位985高校里的老师不无心痛地对记者说,有的上海孩子,因为从小抢跑,过早、过度开发,“进了大学,眼睛里已经没有光,进大学后,连学习的动力都没有。相反,有的来自西北的孩子,眼里的光是野的,学习也更主动”。

“‘一标准两办法’,需要把握的第一个平衡,就是培训市场不能冲击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当培训市场过于发达,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给孩子们造成过重的课外负担。”业内人士说。

一场教育减负增效的战役,就这样在本市悄悄打响。而规范教育培训市场,是这次专项整治战斗的主要内容。

市教委和市工商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以下简称:四委局)对全市教育培训市场进行了排摸,与此同时,开发了一套计算机管理系统,系统与区、街镇相通,各街镇组织队伍,深入社区,进行全覆盖的调查。

彼时,一些小的机构犹如惊弓之鸟,或出售,或关停,或挂靠。

■晚上八点,一家培训机构的上课现场

“全市一共有培训机构7000家左右,良莠不齐,既有优质培训教育企业,也存在诸多办学不规范的培训机构。有502家无证无照机构在面向中小学生进行学科和学科延伸类的培训,还有其他无证无照和有照无资质的机构。其中有照有资质的机构,只有三分之一!”

起草团队负责人张杰(化名)一边参与调查,一边与同事感叹:这样的“三无”机构,对推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是极大的干扰。

“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市场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张杰解释说,所谓长效管理,就是贯彻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全面加强对培训教育机构的规范管理,核心要义,“是要把教育当成一个需要准入的行业”。

短短的两个月,完成清查、整治、巩固三个阶段的工作,接下来就进入管理-制作文本的第四阶段。

文件起草需要专业的团队。4月9日下午5点半左右,董圣(化名)返回所里时,他一眼就看见张杰与“牛大姐”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这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之前主要是研究学历教育的,整个上海的民办高校只有18家,但是民办教育机构有7000家,要制定管理办法,谈何容易?”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董圣不敢贸然答应,却最终被说服,在终身教育处指导和帮助下,一起组建团队。

第一桩事是排摸市场。团队成员走访20多家培训机构,开了好多座谈会,到四委局各个相关处室进行访谈,对比掌握了20多个省市的设置标准,也请外地的专家到上海来传经送宝。其时,外地对教育培训市场也很头疼,不少地方培训机构数量庞大,普遍存在鱼龙混杂、“九龙治水”的情况。

各地对这个话题都很敏感,团队成员在各个微信群求教,获取情报,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动态。所里两位博士,还同步开展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影子教育”比较研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文本组获得大量一手数据。

从法规梳理、政策解析、比较研究,到专家访谈、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再到着手进行文本的草拟和后阶段一步一步的深化、推进……让文件起草团队备感振奋的是,在整个文本的起草过程中,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

从不熟悉到集聚共识

每一个专家的问题都一一回应

6月初,夕阳西下时分,市教委31楼,起草团队带着已经打磨过十几稿的文件,向委领导进行了第一次汇报。因为内心忐忑,“进会议室,我好像把方位都坐错了。”董圣这样描述。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马上召集教委相关处室经常性地开会研商,讨论文件。从那一周开始,每周开一次讨论会,范围慢慢扩大到各个处。涉及到民办教育的问题,请民办教育处的同事;谈到中小学了,请基础教育处的同事;还有,负责政策法规的法规处、负责教师工作的人事处,一个个都进来了……

市教委内部磨好了,再和各个委办局磨。

“刚开始,我们在起草管理办法时,考虑到节约文件资源,其实是把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放在一起写的。后来,民政部门的同志就提出,应该把两者分开来写。我们很快吸收了这个好建议。”董圣说。

最困难的时候,是暑假前后。

这时,是暑假培训市场的“旺季”,是培训市场整治艰巨期,连年初投降的奥数“四大杯”也忍不住凑热闹,“化了妆”想要卷土重来。

这时,更是需要各个部门达成共识的时期,是文件的成型阶段,需要把文件的基础框架和主体内容确定下来。

“妈妈总是加班加点,大概能赚好多钱。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去旅行吧。”“牛大姐”的儿子嘟囔。但今年暑假是“牛大姐”唯一没有带孩子出去旅行的暑假。一个假期,团队都在加班,忙疯了。

好在,各个部门基于民办教育新法新政的上位规定,暑假里,在不断碰撞中,不断形成新的共识。

9月2日,刚开学,市教委趁热打铁在华东师大开了一个高层专家咨询委员会,把稿子抛出来,请各位专家找问题、提建议。

有专家颔首认可,但不少专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起草团队认真吸取专家意见,并且对每一个问题都一一回应。“我们还是那个原则,要回应老百姓的关切,不能让无证无照无资质的机构,害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让文件能够最广大范围地凝聚共识,相关部门加大了民主参与和专家指导、风险评估等科学编制文献的程序,多次听取市人大、政协建议。市领导带队,专门沟通,并作了认真的修改吸收。

10月1日凌晨,就在人们惬意地准备享受国庆长假时,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在市政大厦33楼办公室整装待发,准备寄往30位“大咖”专家的手里。

“我们等候回音、电话咨询、登门造访,根据专家的意见又反复修改。”董圣说,在这个阶段,市教委领导和起草团队一起加班,逐条逐句进行修改,“改完再征询,几上几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座谈会上家长炸了锅

除了处室、委办局、专家,起草团队还要听取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意见。

座谈会,也请家长来。有的孩子平时是祖辈在带,那么,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请来参加座谈会。

10月,当征求意见稿发到家长手中,座谈会上,一下子炸锅了!

座谈会上,有家长说,“我们不管什么照什么证,把成绩提高了就好。”

有的家长不理解:“你们把杯赛停了,证书没了,我们没法升学……”

这时,有家长站起来说,“杯赛的事情,上面在抓了。而且无证无照的机构存在很多风险。教芭蕾舞的把孩子教瘸了,教游泳的把孩子教溺水了,教奥数的,把孩子教厌学了……”座谈会上,出现了“家长说服家长”。

有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课外培训忍无可忍,座谈会变成了控诉会。“课外补课,课后陪读,家里苦得要命。‘小孩哭,大人吼’,这样的生活我们真是受够了!”“你们快点整治!不整治的话,我们也要写信去反映!”“孩子可怜,爸妈可气。把孩子逼成那样,干嘛呢?!”

但也有家长对不报名参加补课,觉得“根本不可思议!”“放学了,孩子有地方去。当然需要培训机构。”“培训就应该供应充足,价格合理,入学就近。”

一位家长说,“我的孩子参加朗诵兴趣班,前不久去了北京表演,回来很有成就感。这种培训就很好。不过,最近我在犹豫,是不是要再搞一点学科培训……”

还有家长提出来,“孩子到培训机构学点业余兴趣爱好,丰富丰富生活,其实也不错。”“我们家在外学的都是运动类,比如攀岩、击剑……”

“‘一标准两办法’,在制定的过程中,把握的第二个平衡点,就是在规范市场的同时,考虑到家长的需求,考虑到家长对孩子进一步学习、个性教育方面好的需求。”教育界人士说。

“同时,也要看到,课外教育是课内教育的补充,它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但竞争不能太早,难度不能太高,好的孩子培养应该以学校为主。要处理好标准与学生个性差异问题,超过度则不行。这就是第三个平衡,教育教学中的平衡。”

到了培训机构的座谈会,“有证有照”的机构代表来了,“有照无证”、“无证无照”的也来了。“有证有照”的机构,恨不得准入门槛标准“高点,再高点”。“有照无证”、“无证无照”的,战战兢兢,担心跨不进门槛,租不起大场地,“腾笼换鸟”无望。

团队里的“牛三姐”

家长的、机构的、专家的、区县的、部委的座谈会……

在经历100多次座谈会,磨了39稿之后,11月27日,“一标准、两办法”最终成稿,提交市政府常委会议审议。

团队中的三位女将,分别擅长管理协调、研究报告、数据分析。每每时间急、任务重时,总有她们的身影,如牛负重,有了一股子牛脾气,被大家称为“牛三姐”。

夜以继日的沟通协调,“牛大姐”在短短时间内用坏了两个手机。10个月的辛劳,历历在目,如今变成“牛大姐”的一句笑言:“感觉通过打了这场硬仗,我们能力提升了不少。这项工作对我们的要求很高,要懂教育、要懂法律、要懂市场、还要懂IT、会组织、会协调、会坚持、会自我排毒,还要会安慰别人,还要能兼顾家庭……”

“这10个月,真的很不容易。”“牛二姐”说,调研、整治、巩固提高、建立长效机制,这四个阶段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背后就是巨大的工作量和付出,“还涉及到很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的是,政府部门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勇气、魄力。”

负责数据分析、政策图解的“牛三姐”回忆,为了确保文字精准一字不漏,大家轮流读稿,“一个人嗓子读哑了,另外一个人接着读。”

常常是大家在会议室读稿、改稿,不知不觉天黑了,保安来问,“你们怎么还不走?”

过了一小时保安再来看:“还在?哦,那我先下班了,走廊里的灯你们自己记得关。”

团队里的潘文(化名),正在参与制订教育“2035”规划,被大家亲切地喊为“新生代”;谢锡(化名)每个字句都反复斟酌;还有11月加盟团队、处理信访和杯赛的孙桂(化名),等等。

“啃了许多硬骨头,整个过程我们最终还是以理服人”,张杰表示。

就在年底,上海的杯赛市场再起波澜,市教委频频亮剑。奥数“四大杯”全部退出上海市场,3E少儿英语测试被调查。而“信息杯”、“迎春杯”等等一些小杯赛,也在纷纷停办之中。家长们关注的杯赛问题,也是起草文件中的一个新挑战。“最终,对教育培训机构举办杯赛的管理,纳入‘一标准两办法’中,将来据此来管理杯赛的无序状况。”

今天,“一标准两办法”终于出台。但团队并没有“石头落地”的感觉。他们说,把文字落在纸面上不容易,而要把纸面上做下来,更不容易。“一标准两办法”是工商、民政、人社、教委各个部门团结协作的成果。如何真正地让孩子们减负,标本兼治,“也许,会是一场持久战”。

在规范整顿培训市场的同时,本市正打起一套“减负组合拳”,教育指挥棒也将做渐进式的调整和改变,综合素质评价传递素质教育风向标。之所以是渐变,是因为,“不能一下子踩刹车,否则容易翻掉。”针对家长们的担心,“没了杯赛,升学怎么办?”本市将出台幼升小、小升初入学评估指南,今后不看证书,学校也能选出好学生。从“育分”到“育人”,聚焦孩子的全面发展。

让孩子们,眼里有光。

让孩子们,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