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在每到春节,新上海人千方百计要回家过年一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群上海人也历经千辛万苦要回上海。
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支援新疆,支援大小三线建设……那时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有亲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漂泊在外。
回家的路是这样远,这么难。但无论如何,他们要回上海,要跟父母、爱人或是年幼的孩子团聚,做一做久违的上海人。
又一年春节将至,我们要讲述五个上海人回家过年的故事。
这不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每个上海家庭的故事。
“路上的时候常常会想,下次不回上海过年了。因为每次回来都特别折腾。
可等回到家里,吃到那一口年夜饭,又觉得什么都值了。
最盼望的是吃到姆妈做的水笋烧肉,这是最能代表上海年夜饭的一道菜。
如果还能有一条大黄鱼,这个年就过得太心满意足了。”
1979年春节,邱建国带着女朋友栾向群回上海结婚。
半路上,差点把新娘子给弄丢了。
自从1969年5月13日离开上海,上海青年邱建国已经在东北待了10个年头。
先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6年。
1975年,他得到了去齐齐哈尔读大学的机会。
读书期间,他和东北女孩栾向群恋爱了。
为了毕业时能调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两人决定提前结婚。
1978年10月,邱建国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过年的时候回来办婚礼。
信件通过邮政系统,走了十多天,递到上海建国西路上的家里。
家里人看到这个消息,有点突然,但还是迅速准备起来。
抓紧准备儿子婚事的同时,父母给邱建国发去了一封信。
“我们睡的大房间腾出来,再粉刷一下,给你们做婚房。”
“新被子、新房里要布置的东西,过两天就去买……”
■1981年,邱建国一家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留影,儿子两岁 来源:受访者
过年前一周,邱建国带着栾向群在齐齐哈尔搭上了火车。
等车开到天津,他们下车,去换乘开往上海的火车。
站台上人山人海,人和人贴得几无缝隙。
邱建国和栾向群各拿着一个行李袋,挤在人群中。
火车来了,人就像在潮水中一样,不知道被哪股力量推动着,不由自主地往前挤。
邱建国被推上了火车。但他转头一看,原本并肩而站的栾向群,并没有在旁边。
“她在哪里啊?有没有被挤上车?”
邱建国心里焦急万分。
此时再回头去找她已不可能,人和人紧紧地贴着,一点都动不了。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栾向群回上海,她不知道他家地址,也没有电话。
除了他,她在上海没有任何朋友。
邱建国担心,就算爱人挤上了火车,下车那一刻,人生地不熟的,她该怎么办?
天津上车的时间已是夜里,渐渐的,开始听到一些呼噜声。
有的人实在太累,站着也能睡着。
邱建国担着心事,睡不着觉。
不知道等了多久,天开始蒙蒙亮。
身体动弹不得,邱建国只能转动脑袋,四处张望,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栾向群。
突然,他的眼神定住了。
因为在另一节车厢内,同样有一个脑袋在转动着,在寻找。
那正是他的爱人。
两人的视线隔着车厢内无数的人群交会了。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忆出当时是怎么样的表情,心情如何起伏,只是在那一刻,心定了。”邱建国回忆说。
今天,这一幕我们只有在电影中可以看到,然后男女主人公相拥而泣。
然而,彼时情形之下,邱建国所能做的,只是放下心站着眯眼休息了一会。
等到了某一个站头,不少人下了车。邱建国慢慢地挪到了栾向群所在的那节车厢。
两个人都很激动,但并没有电影情节里那种一把抱住的动作。
他们只是感到很庆幸,没有走丢,可以回去结婚了。
■直到1998年,邱建国才携妻子回到上海生活,上图为2008年两人泰国旅游留影 来源:受访者
火车开到老北站,邱建国带着栾向群坐上41路。
回到家,全家人都在等着他们。
在布置好的新房里,已经长大的妹妹兴奋地要给嫂子卷头发。
那时,烫发在爱美的上海女性中又流行起来了,但是东北还没有这样的习惯。
最后好说歹说,把栾向群的刘海卷成了弯弯的样子。
那个春节,邱建国因插队落户而在甘肃成家的大姐回来了,同在黑龙江的弟弟也回来了。
年夜饭吃得很丰盛,鸡鸭鱼肉,全备齐了。
子女们都回家了,大儿子带回了新媳妇,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一年,是邱家自1969年后,第一次全家大团圆。
“当时通讯不发达,爷娘不晓得我具体哪天到,提前几天就全部准备好了——住的地方,好吃的……
回到上海,跑进弄堂就有人喊了:××屋里儿子回来了!”
一月里的黑龙江,一片冰天雪地。
从五大连池前往北安的公路上积着厚厚的冰雪。
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一辆大巴缓缓地开着。
后面跟着三四十个青年一路小跑,嘴里哈出的气很快在帽子四周形成一层白霜。
21岁的朱新玙是这群青年当中的一个。
那是1971年,他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现五大连池农场)两年多了。
■朱新玙1968年收到的下乡通知书,一星期后他便离开了上海,油粮户口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来源:受访者
去北安是为了赶火车,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过年了。
那时候的大巴没有空调。
车子是前置发动机,经过改装后,排气管从车厢里穿过,就算有点暖气了。
只是,坐在前排的把双脚搁在滚烫的排气管上,棉胶鞋都烤糊了。
后排的还是一点都不热。
凛冽的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全车人冷得刮刮抖,脚都冻麻了。
所以每开出几十里路就要全体乘客就要下车跑一阵,等身体暖和过来再上车。
从农场到北安大约150里路,这样开开停停走了五六个小时。
一大早出发,等坐上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开到哈尔滨三棵树站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五大连池冬天气温,零下30多度,朱新玙需要戴“雷锋帽”御寒 来源:受访者
每个知青都至少带了两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
袋子里面装着黄豆、土豆、香瓜子,上山采的榛子、黄花菜。
自己做的白铁皮油桶里装着10斤豆油。
这样的行李大约40斤重。
为了路上互相有个照应,大家一般都“组团”,几个男生加上几个女生一起回家。
慢车到达三棵树,身强力壮的先第一个冲去售票处,改签开往上海的55次列车。
其余的男生帮女生把行李搬下车。
肩膀一前一后各搭一个行李袋,负重七八十斤一路小跑到候车室。
等签好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大家休整好,为最后上车的冲刺做好准备。
■朱新玙1968年9月10日离开上海,他保留当时的集体旅客证至今 来源:受访者
56次列车因为满载着回家的知青,人多座位少,相当拥挤,被称为“强盗车”。
这时就要发挥“集团作战优势”。
先派二位大个子冲上车厢,打开冻上的窗户,把女生从窗户送进去;
再把行李塞进车厢,迅速占好行李架位子;
最后车下的二个男生由上面人拉进车厢,然后迅速关上车窗。
一场上车争夺战圆满结束。
连续几场战斗下来,尽管天寒地冻,人已经累得大汗淋漓。
车厢里满满地装着回家探亲的知青:
走廊上蜷缩着的、座位底下斜躺着的、车厢连接处倚靠着的、行李架上横睡着的……
已经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了。
随着火车的启动,喧嚣的车厢一下子安静下来。
一股思乡的情绪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刚才还在为行李架打架的热血青年,现在称兄道弟地喝上酒了。
女生们纷纷拿出好吃的,慰劳一路呵护有加的男生们。
三十多个小时后,当听到火车进上海站的一声汽笛,全车厢的人顿时精神起来,疲劳一扫而光。
“有一年阿拉回来,女儿不肯看阿拉,跑到邻居屋里厢,迓(躲)到人家台子下头去了。
夜到(晚上)睏觉,她不肯跟我睏一头,钻到被头另一头去。格辰光心里厢蛮失落的。”
从1970年到1988年,郑娅奋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待了18年。
每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公休,回上海过年。
那时,一张从遵义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是30多元,相当于郑娅奋一个月的工资。
假使运气好买到卧铺,价格也跟着翻倍。
回一趟上海,要花掉几个月的薪水。
“这个花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是侬请假多了,加工资的辰光就受影响了。”郑娅奋说。
“所以讲,阿拉钞票都用来铺铁路了。——跑过外地的人,‘铺铁路’这句话都懂的。”
即便是如此,每到过年,还是一定要回上海。
“因为阿拉待在贵州无亲无故,总归有种老漂泊的感觉。”
这份对上海的牵挂,在1981年郑娅奋生完孩子以后变得愈发强烈。
她和丈夫是在贵州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
考虑到教育条件等因素,两人决定把女儿留在上海,托付给郑娅奋的父母照顾。
这意味着,一年到头,只有回家过年的这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可以见到女儿。
回家的准备工作,至少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张罗起来了。
当时上海的各种粮食、副食品还是凭票供应。
“阿拉回来过年,不好把家里人的份额占掉。”
于是要算好日子去赶集,买鸡、买大排骨带回上海。
郑娅奋夫妇的单位里全是上海人,这时整个厂区都洋溢着一股要回家过年的气氛。
“买回来的鸡、排骨处理好,要跟单位食堂打招呼,先放进冷冻库冻起来。”
“一到春节前头,冷库里全部都是,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
说到带肉禽回家,一位曾在江西插队的知青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醉鸡”的故事。
由于火车上不允许带活鸡,她在出发前买了瓶高粱酒把鸡灌醉。
“鸡的面孔血血红,叫叫就不叫了。在火车上一夜天没声音。等到了上海回到屋里,这只鸡还没醒。”
可以说,当年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上海人,为了对付定额定量供应,把好东西带回上海,真是挖空了心思。
花生和香瓜子那时在上海很难买到。
带回来无论是在家招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作为礼物,都是极受欢迎的。
五香瓜子通常是一锅子蒸好,装进面粉袋里,放在热水汀上烘。
“跑到每家人家家里,都是一股五香瓜子的味道。”郑娅奋回忆说。
就像石库门的公用灶披间里交流家常菜的烧法一样,这时大家会互相切磋一下。
“侬香瓜子里厢摆点啥调料啊?”言语里是快要回家的喜悦。
除此之外,郑娅奋夫妇会给女儿带一箱烟火,上海人叫它“火油箱”。
“阿拉靠近湖南,那边烟火有名的。”她说,“每年回去,总归想办法让她开心,好记牢爸爸妈妈。”
■郑娅奋夫妇一回上海,就抓紧时间带女儿到处玩,有一年元宵节在城隍庙买了兔子灯,女儿特别开心 来源:受访者
和“艰苦卓绝”的返乡准备比起来,在上海过年的时间总感觉过得飞快。
郑娅奋刚刚和女儿亲热起来,眼睛一眨,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每趟回来都很开心。半个月一过,要买火车票了,又不开心了。”
“到了分别前两天,就开始偷偷哭了。”
最敏感的是有亲友问起:“呀,侬回来啦。侬啥辰光走啊?”
“听了心里老殟(wā)煞(指不痛快)的:我刚刚回来,侬就问我啥辰光走啊?”
郑娅奋说,“其实人家是无心的。只是阿拉心情不一样,听了就老不舒服的。”
“过完春节,要回山里了,心里失落得不得了。
带着二十几件行李袋挤上15路公交车,去老北站。车上特别挤的时候,有人会讲:乡下人。
我心里恨得很,有趟没忍住,跟人对骂:侬眼睛睁睁大,我在上海的辰光,侬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今年54岁的黄婷婷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即使她在上海只生活到5岁。
1969年,因为妈妈所工作的上海机床厂支内,全家搬到了陕西汉中。
小时候,爸妈的同事从上海过年回来,必定要开一场“时尚发布会”。
“你们晓得伐?上海今年流行五香豆皮鞋,前面有贴边,我买了一双回来。好看伐?像五香豆伐?”
领了“时髦经”回来的人展示着在上海买的小包裤、五香豆皮鞋、的确良衬衫。
就像是T台上的模特那般骄傲。
黄婷婷挤在人群中看着,羡慕不已。
他们在山里生活,距离上海1700公里,却竭尽所能追赶着上海的流行。
■1969年,黄婷婷一家户口迁往陕西,支援三线建设 来源:受访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爸妈存够了钱,有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黄婷婷回上海过年。
他们在上海已经没有房子了,回来的时候,借住在远房大姆妈家。
路上舟车劳顿,到了上海却一刻都不想休息。
因为他们是回来享受上海人生活的,待在家里就是浪费时间。
每天天一亮,黄婷婷和父母就出门。
先要找小吃店吃碗咸浆,还要吃小馄饨、馄饨、生煎馒头、牛肉汤。
这些在汉中都是吃不到的。
吃完早饭,开始采购,这是到上海过年的最大目的。
他们会从静安寺一直走到城隍庙,再走回去。
“兜得比较多的是妇女用品商店、市百一店、永安公司,样样都要买。”
有一段时间流行尼龙衫。
黄婷婷记得,妈妈给她买了一件橘红色尼龙衫,有松紧带的,好看得不得了。
还有一次,她要买双紫红色的高帮皮鞋,横兜竖兜。
买件大衣也如此,兜到后来爸爸都发脾气了。
“哪能办呢?难得来一趟上海,总要给自己添置点东西。”
“人都有显摆的心理。回到山里,上海流行的潮流最好能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让人家看到,都‘哇’赞叹一下。”
■青年黄婷婷在褒河河边,从5岁到23岁,她在汉中待了18年 来源:受访者
除了为自己添置衣物,更多的是要帮别人带东西。
代购的东西五花八门:皮鞋,衣服,肥皂,酱油,草纸,簸箕,扫帚……
765皮鞋流行的时候,一次要带回去近二十双。
“最戆的是带酱油。坐火车行李是要称分量的,超重了要罚钞票。”
“有辰光罚的钞票比带的酱油还要贵,有的人一气之下就把酱油倒脱了。”
等过完春节,坐上回陕西的火车,他们在车上哭,送行的大姆妈和表姐在车下哭。
黄婷婷眼泪汪汪,心里想:我们这次离开上海,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后来一直没有真正地回到上海。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机电厂和昆山一家工厂谈妥,建立联营厂。
符合政策的小三线二代可以到昆山工作。
黄婷婷在昆山结婚、定居。
不过,她还是喜欢过年的时候来上海采购。
她以前最喜欢去三角地菜场去。乌贼、梭子蟹,她觉得都是上海的新鲜。
食品一店有童年的回忆,红肠肯定要买的,苔条、巧克力也要在那里买。
还要去南货店,买香肠、黄泥螺、黄鱼鲞……
“这样采购一趟年货,拎回来不要太吃力喔,但还是要去买。”黄婷婷说,“一到上海,总觉得对胃口。”
“不知怎的,欢聚的日子越是临近,我越是提心吊胆的。
因为,往日的经验告诉我,变更、失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差点就能在过年前多回一次上海了。
元旦过后,芜湖要举办职工足球赛。
周新发他们厂在上海买的运动服还没有取回来。
工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新发。
他正暗自高兴,准备下午动身,没想到上午已经有车子把衣服带回来了。
失望之余,周新发只好提笔给妻子写信:
“心爱的,新年之际,格外令人想念哪。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回沪的机会……”
■周新发写给妻子的信,称她“光辉的太太” 来源:受访者
这封信写于1978年元旦前夕。
1971年周新发高中毕业后,到安徽插队落户,随后调入芜湖的一家工厂工作。
和他青梅竹马的苏美萍一直留在上海。
安徽和上海,现在看起来相隔不远。
但在当时,两人在一年当中可以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从恋爱到结婚,平时只有靠鸿雁传书。
时光荏苒,到了1983年春节前夕,周新发依旧在芜湖。
也许是这么多年来,有太多次空欢喜,苏美萍在给他的信里写着这样一段话:
“心爱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再过一星期我们就可欢聚了。”
“不知怎的,欢聚的日子越是临近,我越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往日的经验告诉我,变更、失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结婚六七年了,夫妻俩在信里还是会互称“心爱的”。
苏美萍在每封信的开头写着“阿发我夫爱鉴”。
周新发则喜欢在信尾写上“吻你、想念你——光辉的太太!”。
都说中国人表达情感含蓄,但即使是在相对保守的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书信里仍不乏这样炽烈的语言。
■苏美萍写给周新发的信两人在信里互称“心爱的” 来源:受访者
这一年的春节是2月13日。
周新发计划1月30日回到上海,但春节前就得离开。
苏美萍在信里表达了不满。
“闻你春节不能与家人团聚,激怒了全家人。亲人们都说,待你回来后就是不放你走,尤其是母亲和父亲。”
期盼过年的时候阖家团圆,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苏美萍29岁了,她想赶紧有个孩子,生怕再不生就晚了。
“2月6日左右正好是我的排卵期,上月经期是25日来的,这月20日就来了,可见老天爷都帮助我了,而你却呆不了这几天的时候。”
“虽说,即便呆过了排卵期,也不一定就能有孕,但这到底是一次机会。错过了这次,还不知道我们何时再相聚呢!”
确实,相聚的时间太少了。
“要知道我们今年都已29岁了,即使这次有了,也要到30岁生了。”
“年龄一年大似一年,而机会少了又少,这怎么能不叫我发愁呢?”
为此,苏美萍在信里下了“命令”。
“我希望你作好逾期的准备,最好是争取过了春节再走。”
她憧憬着丈夫回来后的二人世界。
“2月6日上午我将参加局的文化考试(语文)。”
“我想得很浪漫,上午考试7:30分开始,争取在9时前考好,然后我们赶去参加寒假‘广播音乐会’。”
生活上的细节,在信里也自然要嘱咐。
“回来时,别忘了带维生素E药,经济上要厉行节约。”
苏美萍和周新发两人之间的书信,是那个年代一对对分隔两地的上海夫妻的缩影。
那一年春节,周新发到底有没有在上海过?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从他们后来的书信里我们看到,夫妻俩如愿以偿,有了孩子。
80年代中期,周新发终于调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