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金山，一路向南，从加州最大的创业者聚集地SOMA区，到南圣马特奥县、桑尼维尔、帕罗奥图市，到斯坦福大学、沙丘风投一条街，再到圣何塞，驱车几百公里，这里能感受到全球最活跃湾区的节奏。
上海，地理位置也在大湾区，串联整个长三角，接下来的三十年，上海怎么走？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中，上海如何与旧金山大湾区这样的世界级湾区竞争合作？
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接受新闻晨报记者专访表示，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一个城市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湾区经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才是参与未来竞争、打开未来空间的正确姿势。
问：上海在科创领域一直会被诟病：上海留不住马云、留不住阿里巴巴，BAT互联网巨头一个都不在上海。你怎么看过去几年上海创新的发展？
周振华：传统的全球城市主要以金融、投资贸易为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也是全球城市的一次大“洗牌”。纽约、伦敦在感受到了单一经济模式无法适应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也无法抵御新趋势所带来的风险后。纷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科技创新。由此，全球城市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扩大。
知识化和全球化这两大趋势正在重构全球科技与经济版图。2015年上海提出的科创中心概念，同样也是为了适应全球变化的新趋势。
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不能只停留在“四个中心”，必须往科技创新、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方向迈进。如今，互联网科技的变化之快，完全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结构与格局。只要一步落下，就望尘莫及；没有强大的储备技术，就容易昙花一现。
互联网时代的快速与灵活无疑对科创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高度适应市场变化，高度敏感发现市场需求，高度灵活迅速转型之外，需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自主研发知识产权专利，要有强大的技术储备。
产品的畅销不等于成功，重点在背后的强大的“支撑力”，诸如腾讯、华为等科创企业的后背储备技术已然十分强劲，只是其很多领域的研发成果如今暂未投放于市场。相较之下，国有企业在科创方面多少显得有些适应困难。在无需资本积累，“轻装上阵”的互联网时代，完备的产业配套设施反而让国有企业在创新之路上“负重奔跑”。
问：你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全球城市”，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长三角一体化，这些概念之间有怎样的差别。
周振华：这些概念，国际上都提出来过，只不过有先有后，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概念本身的发展过程。
早先提出的城市群与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标志是：高度城市化，且相互间形成既定关联。之后提出的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都是基于这个概念逐步发展而来的。除了高度城市化以外，还强调了高度全球化。
长三角一体化，完全符合全球城市区域与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
首先，长三角区域的城市比较密集，城市化程度相当高。
其次，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发展至今已经高度全球化。不仅上海，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等周边城市与全球也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时下大热”的湾区经济，因为有着地理条件的约束，则更具有特殊性。
问：长三角城市群是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一体化发展是时至如今必须要走的路？
最显而易见的是，如今中国的体制改革与市场机制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地步。尤其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资源配置，带动了区域间的要素资源流动、企业合作与投资、开发区共建以及跨区域科技走廊等多方面的一体化进程。
随着城市的发展，某些负面效应也开始逐渐突显出来。空气质量与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空前关注。整个生态系统需要城市间共同维护，当城市间脉通不通，就如同河道阻塞，导致生态恶性循环地发展。因此，这更加突显出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最后，由于海外市场整体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抛却原先大量出口的固有模式，重新整合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融合各方优势，寻求科技突破，建立起自主知识产权。
一体化是个大趋势，较之于“如火如荼”的粤港澳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则更为“细水长流”，如今，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
问：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周边城市的发展对上海会产生什么影响？
周振华：在全球网络中，强调的是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城市间的分工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上海不可能既作为传统金融的高地，又充当互联网金融的重镇。杭州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对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绝对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在科技创新领域也一样，深圳在科创产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高的上海要与其一争高下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要明白，上海的优势在于国家的前沿技术研究。生物医药、临床应用等领域都需要上海去创造一个更大的空间。当然，上海的大众创业、创客空间，也不能少。只是，这些需要各具使命，各有侧重地发展。
目前，大部分人其实还停留在中心城市的概念上，并没有转换到全球城市的大格局上看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如今参与全球竞争的不仅是上海，而是长三角！因此，城市间的资源的配置与人才的流动是十分必要的。
问：上海要打响四大品牌，需要怎样的努力？
周振华：全球城市的形成，不是看这个城市能创造多少GDP，也不是看这个城市集聚多少财富，而是看其的营商环境与软实力。“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正是全球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全球城市，是凭借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支撑起来的。纵观纽约、伦敦、巴黎等老牌全球城市，都具备高度发达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吸引着大量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公司、国际组织与全球市场，使得信息、人员、资源等大量要素，在其中高密集地流动。
软实力是全球城市名片的核心！四大品牌的建设，实际是上海在不同方面提升的软实力，我们要及时地从传统固化思维中“跳”出来。
比如，上海要打造功能服务品牌，绝不能浅层次地停留在提升服务态度上。功能服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城市的“核心功能”究竟是什么？如今伦敦、纽约港口的规模实际上在逐步减小，但与此同时，航运服务、金融服务、航运租赁、航运保险以及系列职业培训领域正蓬勃发展。打造国际城市的航运中心，还得从“前辈”的身上取经，若是仅停留在运输、仓库储备等层面，即便规模再大也打不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
打造“上海购物”，从交易的概念，包括零售、批发、线上线下、有形无形等多种模式；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购物不仅仅是物品消费，更应把重点放在购物的过程上。时下流行的“购物+”概念，从展示体验、金融理财到艺术鉴赏，都可以附加进去，购物的内涵与外延将变得有所不同。
再如打造“上海文化”，以往谈及文化建设通常会把重点放在精神文明建设，市民文化服务，文化活动中心与文化创意产业上。而今，上海文化要突出重点只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全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包容。这种文化不仅能够引领时代文明，也足以引领时尚风潮。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需要好的载体。除了旅游以外，更可靠的载体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南北半球来去自如的“全球主义者”，要为这一个群体酿造良好的环境。
问：其他城市为了留住创新型人才在政策上很给力，上海需要哪些更多的努力？
周振华：短期内的政策效应并非长久之计。从国际经验来看，地区的吸引力并不体现在其特殊政策上。尤其是对专业人才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衡量这座城市是否具有发展机会。
所谓的发展机会，一是指创业和创新空间是否足够大；二是要有较好的发展生态。比政策优惠吸引力的是城市的前沿性，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重点放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取消各地的优惠政策，顺应市场规律，让人才、企业自己做选择。
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上海的目标愿景确定为2020年、2035年以及2050年三个阶段。您认为2050年，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可能性多大？
周振华：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关键要“借势”，尤其是依托中国崛起的大背景。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哪里，哪里才有成为全球城市的先决条件。
如果未来三十年，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世界经济重心继续东移，中国在全球迅速崛起。那么上海就有了“天时”。
而“地利”与“人和”则要靠上海本身的努力。上海的网络联通性指数较高，且每年都呈上升趋势，总体接近于伦敦、纽约，但在层级上还不属于一个梯队。伦敦、纽约在“入度”和“出度”的分值上是高度平衡的，上海与外部网络的连接，更多是通过外资机构带进来的。这种被动连接的状态只能说明上海具有一定的国际吸引力，但不能说明具有国际影响力！
未来三十年，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更多的跨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心，上海逐步平衡“入度”与“出度”的数值，增强国际影响力，那么上海成为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就不远了。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苗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