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东一路17号，原为字林西报大楼。1928年3月，友邦保险租下了建成不久的字林大楼的底层大厅及部分层面，在此设立友邦的总部机关。在此之前，同一条街上，已经有了汇丰银行、有利银行、德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旧上海金融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友邦从上海撤离，直至1992年才重回中国大陆，1996年才重回外滩17号。
中山东一路17号，原为字林西报大楼
姚伟就是在1992年加入了刚刚进入中国的友邦保险，当时上海人月收入的中位数大概在200到300元之间。当时他跑街推销一份售价38元的保险的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彼时的上海人，脑海中从来没有过保险意识。
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会是骗子吧？
这是姚伟当时得到最多的反馈。
姚伟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裁褚良的感受大致相同，他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推销保险经历则是，
吃饭可以，聊天可以，但就是别谈保险。
财富，可能是人类社会当中，最最动人心弦的东西之一，而与财富最直接相关的金融业，往往就是社会财富的晴雨表。
在姚伟、褚良这样的金融行业从业者眼里，当民众对于财富的态度，从单一的渴望增殖，向寻求财富的保障转变，可能就代表一个社会的财富观念和金融行业，真正走向成熟。
褚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上海正是走过这样一条道路。
邮票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人心活络了，但相对应的是财富管理手段的严重缺乏。
那是一个“家里的钱存在银行里，老人的钱藏在床底下，爸爸的私房钱藏在皮鞋盒子里”的时代，而邮票，作为最早可以用作投资的载体，开始吸引越来越人投身其中。
太原路邮市的火爆，就是那个时代对于财富增殖渴求的最好写照之一。
在1988年间，尽管太原路邮市已成气候
邮票交易最早是从物物交易开始的。
集邮就讲究配全套，你有我缺的，我有你缺的，那种寻寻觅觅终于配齐的感觉，真的是喜悦。
“老太原”阿华说。
物物交换很自然地发展出物钱交易。一些人嗅到了商机。“当年有个‘小胡子’，每年年初生肖邮票发行时，就到邮局门口排队，多买几套，等到邮局没货了，几分钱的邮票能加价到一毛多出手。”对于当时工资还很低的人们来说，几分几毛也够刺激了。
从1980年至1983年，由于这种自发形成的邮市经常被冲，人群从思南路邮电局，转战到南昌路，再到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再到中山公园等地。最后，找到了太原路口的肇嘉浜路街心花园，在此安定下来。
这便是日后中国四大邮市之一的太原路邮市。
在1988年间，尽管太原路邮市已成气候，但仍属于民间自发的邮票市场，屡遭取缔和冲击。直到1988年10月4日，经徐汇区人民政府批准，“太原路邮票交换市场”才正式挂牌，成为全市第一个露天邮票钱币收藏品市场。
这一年，阿华开始尝试做邮票生意。
我的第一桶金，就在1988年。两块砖头压张报纸，就算个摊位了。我先试试手，从其他摊位进了两版T92儿童版票，每版50套，进价2毛一套，我叫价2毛2，2毛1成交。一下就赚了1块钱。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觉得这个生意还蛮好赚的。
后来我又买了点梅花，也是两版，挣了7块钱。这个赚钱速度大大超过工资，4个周日来回捣，一个月可以挣两三百。
1990年，邮市在经过五六年的萧条后开始复苏，到1991年时已达高潮。太原路邮市中，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只能把摊摆到邮市外的人行道上，后来连马路对面都是人。
邮票先是一个月一个价，后来一周一价，再后来一天一个价，最后几乎达到一个小时一个价的程度。
“当年有个外来的邮商，拿了一笔资金来炒赈灾版票，手下6-7个人打工，帮他在市场上‘统刮’，整个市场上的赈灾版票都被他收进，一版40块的邮票，眼看着被刮到200块、600块。”
邮价变化太快，以致出现了这样一群“超级滑板手”：他们整天在市场中挤来挤去，东边的价格一上涨，他们就从几十米外的西边买进，加价几毛钱到东边卖出，利润虽低但量很大，一天收入也有几十上百甚至上千元。
1991年的邮市，最终以邮政公司的大量增发而偃旗息鼓。1996年底，邮市再度迎来一波热潮，只是这次的焦点，转移到了离太原路邮市不远的卢工邮市。
回忆当年卢工的情景——四四方方的场子里，人挤人，都能闻到对方的汗臭味，阿华带去一套邮票，仅仅在场里转了半小时，叫价就上涨了20%。
那时，邮商们都赚到了钱，人手一只手机，但在场内根本别想拨电话，大家都在抢信号。
由于当时的成交量很大，不少买家怕人多手杂，都是二三十万现金绑起来，顶在头上入场。
有报道称，1997年3月，卢工邮市人丁最兴旺的时候，就连门票都限量发行，晚一点去的人无法进场。于是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头老太便多了个赚钱的机会——清早起床赶赴邮市买票，进场随便买几百块钱的邮票。等日渐中午门票告罄时，出门兜售，门外饥渴难耐的人群往往把这些货一扫而空，一个早晨也能净赚数十上百。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财富日增夜涨的癫狂中时，暴跌随之而来。
1997年7月，香港回归金箔邮票发行，面值50元，争购的市民彻夜排队。邮票一上市就被炒到了400元，随后一路狂跌，只用了一两个月就跌到13至14元。
列举崩盘的数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如果一个品种的跌幅是50％，拥有者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大部分邮品的跌幅甚至超过了90%。
太原路和卢工的盛况映射出当时国人对于投资的饥渴。当市场越来越开放，相应的投资渠道却没有跟上的时候，邮票再一次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可以交易并升值的品种，这种饥渴催生了当时邮市畸形的繁荣。
但当一项收藏变成了纯粹的金融工具，加之无数狂热的人们簇拥其中，结果就是产生严重的泡沫。
邮市的大起大落可以看成上海金融交易的雏形，也是当年初生的财富观、投资观的写照。
股市初开
相比邮市的大起大落，上海人印象更深的，应该是股海的波澜。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掀开了上海人正式开始金融投资的大幕。但学习投资的学费，也是相当昂贵的。
上交所最早开市的时候，上证指数是100点不到一点儿，上市之后，股票少，要买的人多，自然是乱涨，管理层一看不对，决定设涨跌停板限制。
一开始设的还好，5%，后来改成1%。所以当时往往都是一开盘就是板。
后来一看这样不行，都没成交量了，又决定放开股价。一开始还好，一批批的放。然后到1992年的5月份，忽然有一天，一下子全放了。当天上证指数就从600多点涨到1200多点。一天指数涨了一倍，现在的涨一倍，已经算一轮大牛市了，当时一天就涨上去了。
放开股价的后果就是证交所直接挤爆。
当时的北外滩，我们是这样认人的，穿着红马甲的是交易员，不穿交易员的就是股民，天天人山人海。据说第一批发财的不是股民，是那里中午卖盒饭的。
第一代老股民老费这样回忆说。
这样不行啊，每天眼看着都要踩踏啊。于是想着找个大点的场子，于是找了文化广场。
股市，英语叫Stock market。在中国，股市在最早的时候，还真的是一个market（大集市）。92年6月份，文化广场华丽变身为“上海证券大菜场”。
券商搭了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柜台，看上去就像卖肉的。但实际上割肉的往往是股民。
当时文化广场里，委托单是稀缺资源，我记得买进的单子是红的，卖出的单子是绿的，行情好的时候，根本拿不到委托单。于是黄牛应运而生，在场子里高价卖委托单。
“我记得有一次，我要买大飞乐，却没有委托单，眼睁睁看着股价乱涨，那是一个急啊，挤来挤去终于从一个黄牛那儿花了50块买了一张红单子，又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正要填价格，发现已经惨惨地跌下来了。当时我果断地没有下笔，而是转手又把委托单卖了。”老费说。
其实除了交易，当时看行情也是一个问题。
交易大厅里有大屏幕，但挤不进去啊。当时徐家汇，肇嘉浜路天钥桥路路口有一家证交所，好像是海通吧，在大门外高处有一块滚动行情的屏幕，据说有人为了看行情，在对过的六百楼上专门租了间房间，开盘了就好用望远镜看行情。
还好后来BP机的商家嗅到商机，在BP上滚动播报行情，才解决了看盘这一大问题。当年的股民，几乎人手一只BP中文机，翻啊翻啊查行情，大概这就是最早的低头族了吧。
这一功能令BP机的生命延长了好几年。
老费说，他有过得意的时候，在一万多块一股的时候抛掉了老庙黄金，赚了好几倍。也有过失意的时候，有一次股票暴跌，从文化广场里割肉出来，就觉得天昏地暗，一屁股坐在复兴路的上街沿上坐到半夜。
“但这都不是最疯狂的时候，”老费说，“后来我坐进了大户室，在江苏北路上的一家证交所，在大户室里才见识了真正的疯狂。”
当时银证还未分家，券商的融资完全没门槛，大户室里的人，只要人头混得熟了，一百万以下的资金几乎随便融。要知道当时的几十万和现在的几十万概念完全不同好不好，当时几十万房子可以买好几套。
融资买股票也就算了，当年的国债期货，我记得是十倍的杠杆（可能不太准确），居然都有人融资做。327事件你知不知道？面上是大佬几十上百亿的厮杀，到底下的大户室里就是赤裸裸的绞肉机。
我们证交所里二楼是一排大户室，平时里面的人基本都混熟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某某某不见了……股市才有了三四年，就学人家玩杠杆，许多前一天是一夜暴富的赢家，后一天便是血本无归的输家。
老费说。
老费印象最深的是“327国债”出事当天，
“上午我和我妻子就做多做空意见不合大吵，结果一个人开多一个人开低，吵到最后一起平仓掉回家继续吵，这才算躲过一劫。”
下午出事情后，我们回到大户室里，看到同房间里往日相熟的一对小年轻夫妇，抱在一起哭。有人告诉我，他们的房子刚刚抵押掉了，车子刚刚眼睁睁地被人开走了。他们的房子和车子都是股市里赚来的，前一天他们还在说，这段时间赚了90万。但转眼间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这对小夫妻，像许多人一样从大户室里消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市场淡的时候，老费他们会在大户室里打80分，他们这些人的故事，只是牌桌上流传上的一个个都市传说。
“我记得当时打牌的时候，打牌都用大机构的名字来命名，比如姐妹对叫辽国发，王姐妹叫中经开，可这些机构之后也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传说。327事件的时候，中经开多么意气风发，哪能想到这样一家机构都会在银广夏事件中倒掉？”
股市无常，无论是小散、大户还是机构，不知道控制系统性风险，终究都是水中的花，镜中的月。
老费最后这样总结说，
二十多年炒股的经验，要我总结，只有一条：若你在市场里，心态始终是一个投资者，那股市就是你的摇钱树。如果心态始终是一个投机者，那股市就是一场百家乐。
其实无论是股市，还是其他投资品种，都是这样。中国股民用了许多年，许许多多人为此交了学费，才学会了“投资”、“投机”、“风险”这样的名词。不过想想，那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在起步之初不是这样呢？
中国的金融市场，从初生到成熟，已经比别人快了许多许多了。
风险意识
作为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应届学生，姚伟选择了物理专业，只因为当年的学习氛围就是要学好数理化。
1982年大学毕业后，姚伟按部就班地选择了在一个大专院校里做了10年教师。当时的他，远没有想到自己会投身金融行业，最后做到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总监。
九十年代初期，刮起了一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热潮，人心私活。
1992年9月14日，姚伟无意间看到《新民晚报》的报眼处醒目地登着外资金融服务机构招聘广告，当时也正是友邦进入上海的第一年，招聘要求是本科学历、中级职称，当时的姚伟正好符合，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面试，经过三轮面试后，加入了新兴的保险业。
友邦第一家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境外保险公司，来到中国后，打破传统柜面式营销模式从而引进营销员制度，通俗点说，就是以前卖保险，都是老百姓自己跑到银行柜面购买，友邦则要求业务员主动上门推销，俗称“跑楼”。
姚伟就成了中国第一批保险营销员中的一员。
1992年，正是上海人“金”窦初开的年代，大家忙着炒邮票，炒股票，没几个人有风险意识，更别说保险意识了。况且国营单位在体制内运行着“劳保”，几乎涵盖了人们所有的生活保障体系，根本没有参加商业保险的意识和意愿。
要知道，当时你去一个单位，都需要介绍信。因此，别人对陌生人上门推销业务，最大的疑问是——你到底是真的？假的？
于是，姚伟目标投向了外资企业，相对于国企、事业单位，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姚伟“跑街”的第一天，就从当时的33层高的联谊大厦开始跑起，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
我们没听说过友邦。
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
“大多数外资公司都是礼貌地请你喝杯咖啡，然后再拒绝你，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保险不可信。”跑到中午时分，姚伟跑到了11层，敲开了一家日本船务公司的代表处，听完姚伟的介绍后说，公司负责人说，
现在中国也有上门推销保险业务啦。
当时这家公司负责人是从日本留学工作再外派回上海的中国人，他说当时日本都已经采取业务员上门推销的模式。经过介绍后，这位负责人爽快地为4位员工购买了38元一份半年期的人生意外险的保单。
其实，保险最早就是从航运船运开始做起，因此这家公司对保险并不陌生，而且存在潜在需求。
“跑楼”第一天就有保单，这份来自陌生人的信任给了姚伟很大的信心，“当时公司要求我们一天必须见10个客户，每天早晚还要开员工大会进行总结。”姚伟说，
不过当时外资企业在上海的规模也不大，跑来跑去就那么几幢楼。
有一天，姚伟和同事跑到北外滩提篮桥附近“跑楼”，跑了一整天也没有一份订单，当时下午5点多了，姚伟和同事便打了出租车回公司开当天的总结会。
公司要求逢人就讲保险。
姚伟就和同事给出租车自己讲起了保险，讲着讲着司机也没什么反应，于是，姚伟和同事就在互相聊工作，到了波特曼公司楼下，一看车费是28元，没想到司机没有收钱，反而拿出了10块钱，表示自己要买一份38块的保险。
这让姚伟很意外，但也极大地鼓舞了他，
我们并没有刻意推销，但司机听了我们的讲述，完全接受了保险的概念。
可能比卖出保险更令姚伟有成就感的，是他所代表的行业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帮助。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同样是最早的风险意识传播者，而风险意识正是一个社会投资者成熟的标志。
邮市的大起大落让一小撮人学会了风险意识，股市的大起大落让一大拨人学会了风险意识，而真正让大多数人学会风险意识的，是经济不断发展，手里的财富不断增多。
通俗点讲，手里只有一万块的时候，亏掉也就亏掉了，万一能以小搏大赚票大的呢。但手里辛辛苦苦攒下一百万的时候，那肯定不舍得拿去搏一把了，必须有所规划，有效管理。以友邦为代表的保险业是这其中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人们对风险意识的不断增强，所以，现在不是保险业的黄金期，而是钻石期。
姚伟说。
财富保全
时至今日，邮票终于重新回归其收藏品的本质，而股票，也早已不是投资者唯一可以选择的品种。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经日益蓬勃，陆家嘴的金融精英们不分昼夜地和伦敦、纽约的同行们交流或者竞争，咖啡馆里最草根的创业者也把IPO作为最终极的梦想激励着自己。
邮票仍旧有炒家，股市仍旧在沉浮，变化的是人们的心态。
当民众对于财富的态度，从单一的渴望增殖，向寻求财富的保障转变，可能就代表一个社会的财富观念和金融行业，真正走向成熟。
这种心态的变化，体现在保险行业，可能是最直接的。
储良仍然记得自己刚入行时的情景。那是1997年，当时从江苏常州起步的他，租住在公司附近，房东知道他从事保险工作，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份医疗险。没想到后来房东因为阑尾炎住院了，没过多久，便通过保险理赔获得了相应的赔付，这就等于没有花钱就把病治好了。
于是，房东就把自身经历告诉小区里的邻居，也鼓励他们买保险。
如今，人们对保险的看法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这两年，最早那批购买保险的客户，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享受到了各种赔付。
“其实，保险业就是靠赔付做出来的。最近几年，主动找我来买保险的人变得更多了，而且老客户的加保也很多，很多客户都选择不止一张保单作为自己保险保障。”
储良说，
现在人们对保险的信任度越来越高，目前咨询最多的还是重疾险，主要是对医保的补充，还有就是养老年金类保险。
重疾险，主要就为一个家庭提供保障。
养老年金类保险，也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财富抵御通胀带来的损失。
而保险，虽然在许多人眼里，是最保守的投资理财手段，但不失为最牢靠的财富保全手段之一，这正是保险行业这些年来蓬勃发展的推动力。
比如褚良所在的复星保德信人寿，作为国内第一家由民营企业与外资“联姻”的合资保险公司，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的市场空间与历史机遇，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近三年来，实现了期交保费规模连续翻番。
没有人不需要保险，对中国家庭而言，保险则是一种科学的的家庭财务规划方式。
褚良说，
如今的年轻人很习惯在互联网上买碎片化的保险产品，而中年人则更注重购买养老保险、重疾险，还会给孩子购买教育储蓄险等。
特别是目前遭热捧的重疾类险种，褚良深有感触。
如今社会上有很多因病致贫的案例，就算已经迈入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可能因为家庭成员的一场意外的疾病，而让整个家庭重新陷入贫困。
医疗成本高成了越来越多人选择买保险的原因之一，主要就为了保障一个家庭的稳定。
当然，单纯的保障之外，消费者同样渴望更舒适的医疗环境。目前，国内不少保险公司除了保险本身业务之外，都纷纷都推出了高净值的服务，比如，复星保德信人寿就推出了“健康管家”客户服务，客户可以享受到在“微医”平台上挂号、优先安排医院床位、甚至定制名医主刀等服务。
其实，我们希望利用自身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储良表示，复星保德信还希望能够在未来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服务，也就是说当客户在医院需要治疗付款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代付功能，垫付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这样客户就根本无需支付任何现金，就能完成支付和理赔的所有流程。
在储良看来，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需要买保险，这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其实年轻人只要开始工作，就应该买保险。因为年龄越小，保险费用相对不高，一旦遇到意外，赔付杠杆却能真正减轻家庭负担。
储良说，“过去老年人购买保险有年龄限制，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老年人需要的保险保障，已经开发推出了老年防癌险，未来，我们希望帮助老年人享受更多保障内容。”
只有当人们拥有财富、重视财富之后，才会主动采取这样的财富保全手段，以期自己的财富，能够不仅可以用在当下，还可以支撑未来的方方面面，包括子女教育、抵抗意外和疾病、安心养老甚至财富传承。
说白了，改革开放让我们有钱了，并且有手段用这些钱令未来有所保障，这是最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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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吴飞 荀澄敏 摄影：杨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