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五违”整治转向“无违”创建，拆除违法建筑4275万平方米，47%的街镇实现“无违”创建。完成116公里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拆除有安全隐患、违法违规的广告招牌3.9万块。实施新一轮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完成二次供水设施改造……2018年，上海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取得取得明显成效，也对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小区立体停车库大修谁来“买单”》《“谁先登记谁能停车” 唱票当天被叫停》……在去年晨报周到的报道中记者发现，小区停车矛盾，业主大会组建难、决策难、执行难，物业维修资金使用存在乱象等问题依然存在。都说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落在社区，对此，人大代表们通过深入调研，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去走好这社区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呢？
问题：业委会存在履职瑕疵！
建议：明确诉讼法律地位，把权力放进“笼子”
涉及住宅小区的物业纠纷问题的背后，既折射出了居民对物业服务的认知错误，也反映了住宅小区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着短板。
上海两会正在召开。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孙晔提出，业主委员会虽是业主大会选出代行业主权力的执行机构，但往往存在履职瑕疵：委员专业能力不强，平衡各方水平有限，资金使用流程不规范，广大业主对业主委员是否履职到位心存疑虑。对此，孙晔建议，首先要加强党建引领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加大业委会党支部组建的力度，推进业委会中党员人数的比例，加大业委会党支部组建力度，成立业委会中的党支部。
在上海两会召开之前，孙晔深入社区调研后发现，因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不规范发生的权力滥用，如提前实施业委会换届或补选、动议停车改革方案简单粗放等所产生的矛盾, 将直接影响社区的和谐稳定。孙晔通过调研发现，业主自我管理的方式单一、自治能力不高、参与度不够，而业主自治机构——业主大会、业委会工作又缺乏专业化，规范化指导，业主自治作用难以发挥。“少数代表多数，个别代表全体”现象并不少见。应进一步分级分层，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街镇、居委会、业委会的业务培训。
孙晔在调研当中还发现，小区的公共收益留存和使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小区停车、广告等利用共用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使用账目不透明，管理使用较为混乱，引发业主与物业、业委会之间的矛盾。对此，孙晔建议，要把业委会的权力放在“笼子”里面，进一步明确业委会的诉讼法律地位，实现有效追责制度。但现行上位法并未明确其法律地位，使其与业主、物业管理企业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一旦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甚至出现过业委会代表拍拍屁股集体辞职跑路的情况，业主委员会作为签订主体是否有权作为独立诉讼主体参与民事诉讼，全体业主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变成了如今司法实践的争议之处，也给了业委会滥用权力的空间。
孙晔说，如果明确了业委会有效的法律地位，那么对于住宅小区的精细化管理和综合治理的整体提升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问题：光靠打感情牌化解纠纷有点难！
建议：推广物业管理纠纷调解队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型城市住宅小区日益涌现,但喜忧参半，近年来物业纠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已逐渐成为小区治理比较突出与棘手的问题。
对此，孙晔向记者介绍说，以浦东新区为例，住宅小区2785个，既有售后公房小区、动迁安置房小区，又有商品房小区、别墅小区等。随着社区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许多问题逐渐暴露显现，矛盾纠纷数量不断增加, 且均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复杂性。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业主与业委会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城市住宅小区治理所面临的三大主要矛盾。物业纠纷专业性逐增，仅仅运用传统“老娘舅”磨嘴皮、打感情牌等方式进行化解，已经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逐年递增的物业纠纷使得司法行政部门不堪重负，并直接影响着社区的居民的生活。
为了构建住宅小区矛盾化解长效机制，孙晔建议引导专业的法律服务力量及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参与小区综合治理。孙晔说，社区里的热心“老娘舅”们也要充实装备和队伍了。由此，引入专业的法律服务组织，引入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参与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是恰逢其时、也是势在必行。
孙晔称，引入专业的队伍，将物业纠纷专业法律服务及调解功能前置，有个好处就是能提前排摸，主动介入，将矛盾悄悄化解在萌芽之中。引导其通过合法有序的政策指引，法治宣传，纠纷化解、业务培训等活动带动业主有序参与自我管理活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孙晔说，以社会治理角度看，律师事务所及人民调解组织大致都具有纠纷解决、司法补充、动员民众和整合基层社会力量等多方面的制度功能。
此外，还要大力组建专业性强、业务素养过硬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生力军”。充分利用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优势，快速有效化解物业纠纷，形成“ 村居+街镇+区级” 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联动调解模式，推进物业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建设，合力化解重大、疑难、群体性纠纷。
问题：城市“牛皮癣”死灰复燃！
建议：精准立法和严格执法
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除了邻里矛盾和物业纠纷之外，像违建的拆除，城市牛皮癣各类小广告的清除、跨门经营、破墙开店等，基层社区干部反反复复的做思想工作，跟在后面刷涂料（覆盖小广告），或者是帮着搬东西，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又容易死灰复燃。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朱洪明告诉记者，通过之前的调研他发现，现在的社区治理，有时候还是偏重于基层社区干部磨嘴皮、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些方面的工作效能逐渐地递减。对此，朱洪明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借鉴交通大整治给予的有益启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社会有效治理。朱洪明说，交通大整治让我们每一个人深切地感受到违法居然离自己如此之近，油门踩重一点就有可能超速违法，方向盘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变道违法，喝酒开车上路，那更是相当严重的违法。
朱洪明建议要以精准立法和严格执法确保社会治理有效落地。首先是要补齐治理各类城市管理顽症中法律缺失的短板，把偏重于基层干部做思想工作的治理方式，调整为以“法治”为主要方式，将社会治理实践中显性化、普遍化的各类问题，制订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约束和处置。其次是要在法律框架下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持之以恒的执法，真正形成“法治”权威，教育、引导全体公民自觉遵纪守法，才能真正牵住各类城市治理乱象的“牛鼻子”，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突破。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