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将政府与社会的尖锐矛盾付诸全民大辩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很难说是真正的勇士。
在为几场马拉松式的大辩论站台过后，马克龙的支持率终于有所回升，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有选民从中看见他的真诚。
与此同时，上万民众走上巴黎街头，参加反暴力游行示威，示威者以红围巾为标记，与11月中旬以来的“黄背心”反政府示威形成对比，对马克龙来说也像是一场及时雨。
“‘黄背心’并非代表法国社会的唯一声音，我们也是人民。”有“红围巾”如是说。
这场运动目前在社交网站脸书上的支持者已经有27000人，他们高举“停止暴力”、“放开我的共和国”等标牌，誓言“捍卫民主、保护共和”。
呼吁冷静的“红围巾”是不是法兰西的正能量？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
马克龙的支持者？
Q 顾问：“红围巾”究竟何许人也？有没有政府背景？在政府推进的改革中，他们是不是政策的受益者？
A 崔洪建：首先应该排除政府背景，尽管“红围巾”的出发点和目的和政府有相吻合之处，但无论是什么颜色的运动或组织在巴黎街头出现，都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如果前后两种运动形成冲突，它只会加剧法国社会的动荡。从人员的规模和构成来看，我想，他们代表特定群体或阶层（较高素质人群）的可能性更大。
Q 顾问：一些“黄背心”支持者声称“红围巾”是马克龙的“傀儡”，但是，也有报道说，“红围巾”运动中也分为两派，一派呼吁支持总统，一派坚持这是“无政治意义的公民运动”。所以，能不能说是马克龙的支持者？
A 崔洪建：如果说没有政府背景或政治势力支撑，可以说，“红围巾”就是民间自发的运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黄背心”的产物。
你刚才提到的“红围巾”内部分歧应该说也符合自发运动发展的初期阶段，它的产生是为了反对“黄背心”的暴力性，但它自身要做些什么其实并不明确。
有一部分人的理念与政府不谋而合，希望把参政导向一种理性的方式，但是，另一部分人是对全民大辩论和政府不抱太大的信任，强调“红围巾”的自发性而非政治性。因此，“红围巾”的发展走向还是要看“黄背心”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政府如何引导以及大辩论的效果。
如果大辩论能体现出政府与民众对话的诚意，会助推“红围巾”内部支持政府的声音渐成主流。如果“黄背心”的暴力性有所缓解，则会减少“红围巾”存在的合理性。
Q 顾问：法国社会现在存在几个颜色群体？他们各自代表了哪些社群、族群和阶层？能不能一刀切地分成“黄背心”和“非黄背心”？
A 崔洪建：法国街头的运动可以说是五颜六色，“黄背心”的兴起很能反映网络时代西方政治参与的变化，黄色的标示感很强，有助于素不相识的人们迅速聚集，而且它能模糊阶层和地域的差异，支持“黄背心”的人就把它解读为全民的、非有钱人的运动，就像“黄背心”发起人当时提出的那样，如果你不支持“黄背心”，你就是有钱人。
它想要传达的信息是，能够代表法国的是民众，而不是精英。
在“黄背心”之后出现的其它颜色运动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声势，就是因为其它颜色只代表某个特定的行业或人群，他们的诉求并不具有普遍性，比如“绿背心”抗议的是非欧盟留学生学费涨价，而“黄背心”提出了包括环境、交通等在内的各项民生问题，在法国社会更具代表性，以致于其它颜色的利益诉求者也汇入到了“黄背心”的群体中。
法兰西的正能量？
Q 顾问：这场“红围巾”运动是不是外界对欧洲社会期盼已久的正能量？
A 崔洪建：我们要评估“红围巾”，首先还是得考察“黄背心”。“黄背心”的诉求很明确，但是，它为什么要采取和暴力相关的行动？我想是因为他们对“红围巾”倡导的理性对话方式不抱希望。
“黄背心”运动绝不仅仅针对马克龙，而是上升到了反体制的诉求，这种质疑和反对可以追溯到马克龙之前的奥朗德和萨科齐，很多问题早就存在，但是，政客们并没有能够解决。
“黄背心”们现在认为，如果不以暴力手段对政府形成刺激，政府就不会真正关心，暴力被认为是他们同政府取得直接对话机会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接受“红围巾”的呼吁，放弃暴力、回归冷静，“黄背心”与政府的关系又会回到过去那种表面上理性参与的氛围，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Q 顾问：比起马克龙发起的公民大辩论，由民众自发形成的抵抗“黄背心”的街头力量其效果会不会比政府行为更好？而政府在这个时候又该做些什么？
A 崔洪建：“红围巾”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可以说明“黄背心”并不能代表所有法国人民，由此可见，法国并没有出现民众与政府全面的对抗，老百姓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政府应当有效地利用，将民众中间那部分理性的声音进一步扩散。
无论“黄背心”对暴力有什么样的理由，暴力的方式仍是不可取的。但也不乏隐忧，“红围巾”和“黄背心”之间会不会出现直接的对抗，如果处理得不好，反暴力的“红围巾”最后也会不得不走向暴力，对政府来说，将是更大的难题。
“黄背心”发展到今天，内部已经鱼龙混杂，它的目的和手段之间也出现了矛盾，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并不有助于其合理诉求的满足。
而对政府来说，关键是如何恢复在民众中的信誉。马克龙绕开“黄背心”希望与政府直接对话的诉求，转而开启大辩论，会被部分“黄背心”解读为马克龙对他们的轻视和蔑视。因此，双方仍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进行博弈，也把法国街头运动拖入了更漫长的过程，即便政府有一个能够满足“黄背心”的方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权威去实现。
Q 顾问：“红围巾”的组织者称，“作为‘沉默的多数’，‘红围巾’呼吁人们遵守宪法与民主精神”，他们的主旨在于“保卫陷入危险的共和”。法兰西共和的精神应当如何捍卫？
A 崔洪建：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倡导所谓的自由，自由在几大价值观中被摆在首位，在自由之上实现共和，这其实就带有一定的悖论。
对外宣称法兰西的精神，追求自由和独立性，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把自己作为中心，并且过度地追求自身的自由，毫无疑问就会带来对公共的妨碍和阻挠。
所以，在自由之上的共和怎么实现？
这是法兰西精神的可贵之处，也给她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困扰，这一点从“红围巾”对“黄背心”的反动上就能看出来。
“黄背心”最初主张的是民众对政府的自由表达，但是，当这种自由走到极端之后，这种表达就带上了暴力色彩和压迫性，这也是“红围巾”为什么要反对它的原因。
如果说法国民主或者西方民主的核心就是自由和平衡，那么，现实的情况实际上已走向反面，“黄背心”对“非黄背心”不仅形成压迫，而且造成了干扰。
在此过程中，谁去维护公共的秩序？按照共和的精神，政府的功能是为公众维持秩序、为老百姓谋福利，但是，当“黄背心”向政府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其实也就削弱了公共利益的这一面。
自由与共和在法国的政体之下如何达到统一？这是法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对立。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