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些生活在上海的普通外国人，在过去两个月里，他们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疫情。
最初，谁都会感到恐惧，但没有人因为恐惧而生出逃离的想法。
疫情期间，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没有寻求过特殊的照顾。
相反，一些人以自己的方式，为身边的人、为自己的社区，甚至是为陌生人做力所能及的事。
和我们一样，这也是一段他们开始认真反思生而为人的爱与责任的时期。
在我们的受访者之外，相信有难以计数的老外们都曾经或正在为这座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
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份心意，在他们看来则是一种责任，因为上海是所有人的上海。
💁♂️永松满（广告人、健身达人）
疫情过去后，他想再回武汉看看
日本人永松满对中国最初的兴趣，源于那张出现在初中国语课本上的黄鹤楼照片。
“我们中学有古文课，当时学了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是不是崔颢的《黄鹤楼》，他记不清了，但他记得自己看到照片时的震撼。“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
2000年夏天，一艘硕大的“苏州号”客轮从大阪港启航，48小时后在上海的北外滩靠了岸，从上面走下在大通铺上睡了两个晚上的大学生永松满。此后，他又踏上开往武汉的绿皮火车。
在那里，终于得以亲见课本上的黄鹤楼。“前阵子我找到了当时的照片，等这次疫情过去，我想再回武汉看一看。”
“我一定会回来的！”
20年前在北外滩下船后，永松满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背包客旅程。他游历了28个国家，最后决定要回到这趟旅程的起点。3年后，他在非典结束的同时再度回到上海。17年过去了，上海成了他的家。
我们在天潼路上一家WeWork（全球性的共享办公场所）里找到了永松满，他指指大厅里90%的空座——阳光透过偌大的玻璃窗洒在这些座椅或沙发上，“随便坐，哪里都可以。”
他说日本现在类似的共享办公场所也是越开越多，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同化。“这边现在人也少了，以前都坐满，这里、那里，嗯！”永松满可以用中文交流，当他觉得自己的中文词汇不足以完全表达一些情绪的时候，他就用“嗯”来强调。
永松满说的“以前”，当然是指疫情开始之前。
和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一样，他是在大年夜前两天听说新冠疫情的。出于谨慎考虑，很多上海人退了年夜饭，但永松满太太家还是照原计划出去吃了一顿团圆饭（注：他在2008年娶了一位上海太太）。
△永松满与太太
年初一，陪太太的外婆吃过晚饭后，他出发去浦东机场，搭乘航班前往洛杉矶，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健身展。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身边的上海朋友，这是半年前就定下的计划，自己并不是出于恐惧而逃出去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在朋友圈里写。
在美国那几天，收到了上海延期复工的消息。他索性在那里多呆了5天，“天天刷微信，看到国内的疫情发展心情很低落，也没有兴致玩了，就天天开着车出门找口罩。”
当时美国虽然没有公布新冠确诊病例，但超市里的口罩也经常性被抢空。他一到洛杉矶就从亚马逊下单订购了一批口罩，但迟迟没有发货，他不得不取消了订单。
在5天的时间里，永松满四处奔走，总算买到近百只N95口罩，外加一批消毒液。他把这些东西一路背回中国，分别寄给自己遍布多个城市的中国朋友。
“我希望他们都能笑一笑”
永松满买的那种N95口罩，正下方有个出气阀门。他用完一只，对着这阀门看了看，拿手比划一下，又拍了拍脑袋。他随即拿起小刀具鼓捣片刻，把出气阀门完全拆掉了。
“原来的地方就留下一个小洞，我可以通过这个小洞吃喝，不成问题。”他和朋友们分享了喝啤酒和吃泡面的视频，颇为自己异想天开的创意而得意。
△永松满从美国返沪时的自拍照，用幽默给朋友们鼓劲
“我是大阪人，大阪人爱开玩笑。你看因为这次疫情，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觉得更有必要苦中作乐。我发这些搞笑视频，大家看到了都很开心，都会笑一笑，我希望他们这样。”
喜欢搞笑的永松满是上海日本人圈子里的网红，此前他曾连续几年身着奇装异服参加上海马拉松。他把自己打扮成哆啦A梦、皮卡丘和奥特曼，同路边挥小旗子的热心市民们合影。
“就跑个半马，主要是图个开心。以前每年只要报名就能参加，我已经跑了五六次上海马拉松了。这两年参加的人太多了，抽不到了。”永松满摇摇头，很为此可惜。他还有很多创意，可惜短时间里用不上了。但他对于长跑的兴趣并未因此转淡，每周总有几天，他要沿家附近的北外滩跑上五六公里。
距离他第一次在这里上岸，已经过去20年了。当年睡着客轮最便宜的大通铺一路摇晃到上海的记忆还很清晰。
永松满有时候想，时间就像这黄浦江的水一样流过去了，但他并没有荒废过自己的人生，这20年里自己还是做了很多值得的事情。如此想来，他感到很满意。他甩甩已经稍有些灰白的头发，继续迈开步往前跑。
疫情期间，他也坚持长跑。“主要就是戴不戴口罩的问题，其实跑步的时候你在户外，又一直是移动的状态，照理不用戴口罩。但我会戴，这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因为空气少了，就跟在高原跑步是一个道理。我觉得自己这样做，等于一石二鸟。”
“在上海的日本人能做什么？”
这些年，他在上海的业务分两块，一块是广告公司，另一块是蛋白粉生意。两年前，40岁的永松满决定撸铁。“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孔子，他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我印象里，40岁是老年化的开始，如果不注意生活方式，就要一直走下坡路了。”
健身后，他难免对蛋白粉发生兴趣，继而成了卖蛋白粉的老板。这次疫情期间，他录制了视频发到微博上，免费赠送蛋白粉给大家。
“尤其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超市囤货，买一箱一箱的方便面，天天只吃方便面。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人的免疫力会因此变得很差。遇到病毒的时候，就更难抵抗了。”
和很多人一样，永松满也在思考这次疫情。“我把它看成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困难，用来测试我们的。你看这个大楼里上班的人也比原来少很多，我还有朋友是做餐饮的，这次疫情也对他们的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公司的业务也全停了，就在昨天，有一单出口到日本的30万的货因为时间延误被全部取消了。当工作和生活都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他看到的是很多人因为疫情期间无处可去，就呆在家里看视频，或者瞎玩。“这当然是一种选择。我当时也没有工作可做，后来我看新闻，看到日本一个芭蕾舞团唱中国国歌，为中国加油，我很受感动。”
与此同时，他的好友竹内亮从日本返回中国，正在拍摄《南京抗疫日记》。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这部片子日后将在日本爆红。“他是一名导演，他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宣传防疫的重要性。那我作为一个在上海的日本人，能做些什么呢？我是卖营养品的，我就送营养品给大家吧。”
永松满在微博上发了视频后，很多人给他发去私信，他看着几百袋蛋白粉被装进快递盒发向全国各地，觉得很有成就感。
“希望奥运会顺利举行”
他2003年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给自己制定过一个“5年计划”。“我在大学主修经济，对于未来的人生有明确的设计。我打算利用5年时间学习语言并且熟悉这里的文化，我知道，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大。如果可以掌握这门语言，那么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日本的注意，当时很多日本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学说。大多数日本人对于中国感到害怕，他们害怕当中国的力量变大以后，自己会被这股势力吞没。但我想的是，我要和中国人交朋友，这将让我变得更有力量。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他不是那种凭空说恭维话的外国人，他这些年是亲身生活在中国和上海的巨变中的。
△永松满用镜头记录着各种面貌的上海
作为一个业余摄影师，永松满的镜头里留下了过去20年间各种面貌的上海，这些照片呈现出一个热爱上海的外国人眼中不断发展的城市形象。
他曾站在新世界百货公司的天桥上拍下过一张被自己称为“标准”的南京东路步行街的照片，他感叹，“现在拍不到了。”
△永松满镜头中的南京东路步行街
他在此地呆得越久，越觉得这里发展的空间相比任何地方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我觉得上海已经成了世界上生活最具便利性的城市。这次我去美国感触就很深，美国虽然也在发展，但他们的速度赶不上中国。特别是电商这一块，亚马逊上买的口罩，等了5天都不发货。哪怕是日本，周末快递也都不会发货。只有在中国，可以做到当天发货。还有那些‘无理由退货’的条款，真的是很人性化的。”
如今上海早已成为永松满的家了，他说，因为从内心来说不想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所以一年还是会回去四五次。开始的时候需要了解日本最新的流行趋势，时间越往后，他越发现上海在与全球保持同步化上是做得很彻底的。
他最近一次回日本，去逛了逛一些大型百货公司，终于发现了上海赶不上的地方——细节。“为了这次奥运会，日本很多老的百货商店都进行了改建，里面一些细节做得真好。”
他为这些百货公司和自己国家的命运担心，如果这次奥运无法举办，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但他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顶多是延期，而在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这届奥运会的意义将是前所未有的，这将是对于人类团结力量的最好诠释。”
💁♂️高桥和喜【可乐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变身“人肉代购”，为员工带回2000只口罩……
很难想象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这位日本人是如何为公司里60多名员工搞到了那2000只口罩。而他说，“我只是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这种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员工。”
“能够做的都尽力去做了”
高桥和喜是突然接到总公司任命的。2018年8月，可乐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突发重病离世，总公司随即决定将他派遣到上海工作。他在上海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平时和员工之间保持一些客气的距离，但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今年的春节对于高桥和喜来说就像在打仗。在传出疫情的消息后，他和总公司进行了紧急联系。自1月23日开始，他每天和总公司沟通，工作内容都用红色记号笔写下来。直到今天，这些紧急措施还占满了他办公室的写字板。按照原计划，他1月28日要回日本出差。出发前一天，接到总部通知，考虑到中国疫情的严重性，让他回日本后不要去公司。
于是这次出差的任务就成了给员工搜罗口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他从业几十年经历中最艰巨的一次任务。
“因为总公司里有部门是生产口罩的，所以之前已经下过一批单，但因为春节期间物流卡着，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过去提货。虽然是公司内部的购买行为，但也有分配定额，所以肯定不能满足所有人。于是在这以外，又通过亚马逊网站订了几箱。”
以他日本人做事的谨慎掐指一算，数量还是不够。所以回到东京以后，他便开始满大街奔走找起了口罩。
“其实原本每年2月份开始，日本就进入了全民花粉症季节。半数以上的人会得花粉症，所以这个时节本身口罩需求很高。加上中国疫情爆发，很多人都在日本抢购口罩，等我回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限售。”各式各样的口罩都脱销，“我刚到的那天，有朋友还可以通过渠道买到一些工业用口罩，但因为不是N95，我犹豫了。一天之后再找他，他说‘对不起，已经没有了’。随后的几天，我开始在东京市内一家家店去碰运气，总有运气好的时候。”
最终，加上亚马逊订购的那几箱，他一共为自己的员工买到了2000只口罩，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他自掏腰包购买的。
“我是在这次疫情中突然意识到，作为一名总经理，自己身上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高桥和喜说，“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所有员工，不让他们出事情，要让这个公司60多名员工都平平安安度过这次疫情。为他们搞定口罩是我需要做的事情中的一件，但也是很难的一件。我想我可以说，自己在当时是能够做的事情都尽力去做了。”
△高桥和喜和员工合影
他在2月5日回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居委会刚开始第一轮口罩购买的预约登记。公司复工后，员工分成两批隔天上班，每人一周需去公司2到3天。每名员工每两周可以去高桥和喜的办公室里领一盒口罩——他的办公室如今1/4的地方被装口罩和消毒水的纸箱占据——每盒10只。这样算来，2000只其实也不多，勉强够维持到4月。但随着疫情的变化，到那时或许口罩的紧缺也不存在了。
“偶尔想家了就在古羊路古北路上走走”
无论走在上海还是东京的街头，每个和他擦肩而过的人都戴着口罩，高桥和喜想起自己最喜欢的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的《复活之日》。在小说里，人们戴白色的防毒面具，因为制造疫苗导致鸡蛋价格飞涨……这些场景似乎遥远又很贴近，“我们人类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对大自然的侮辱”，小松左京在书里写道。
新冠病毒当然不像小说里的病毒那样致命，高桥和喜说，他最初更担心的是万一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要进行隔离，那么由于语言问题而没法沟通，既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什么需求，也无法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需求，到时候可能会孤立无援。他没有遇上这样的情况，在2月初回到上海时，身体健康的他并没有太多行动上的限制。
后于高桥和喜回上海的公司副总，在家里呆了14天，但是从这名副总的反馈来看，并不存在他之前担心的状况。在副总所在的公寓里，有工作人员一天两次上门为他测量体温，并关心他的需求。
总的来说，疫情并没有给高桥和喜带来太大的困扰。他以前喜欢去附近的公园散步，这段时间就尽量减少外出。“我买了一台动感单车放在家里，边看电视边踩，可以踩上几个小时。来到上海以后，因为应酬增多，一年胖了7公斤，原先的裤子穿不下了。这段时间没有应酬，加上保持运动，瘦了5公斤。”疫情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的，是不能外出吃饭。“只能自己买了菜在家里做，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做一顿咖喱得吃上三天才能吃完。”
春天来了，日本的樱花都开了。高桥和喜说，自己在东京的家旁边有一条小河，两岸长满了樱花树。人们总是铺块毯子，坐在樱花树下，看微风吹过，把花瓣吹落到河里。今年，日本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种赏花行为了。“偶尔想家的时候，我就去古羊路和古北路上走走，那里也可以看樱花——虽说花是少了点。”
💁♀️尹所望（中学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如何上网课？这个韩国人告诉你
韩国人尹所望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第一次：亲历疫情、领结婚证、拍婚纱照，以及第一次网上授课。
“老公出门买一次菜，我们吃很久”
结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在疫情之下，将那烫了金字的小红本捧到手里的这一刻会有多少滋味涌上心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了。
前阵子，尹所望和先生前往位于漕宝路光大会展中心的涉外婚姻登记处，领到了结婚证。现场人不多，很短的时间里就走完了程序。
她说，并没有感觉因为在疫情期间而有不便利之处。多年以后当两人回望这个时期的经历，无疑将会想起这个冬天，人们是怎样彼此扶持着走过。
11年前，尹所望高中毕业，从京畿道来到上海。作为体育特长生（专项跆拳道），她考入上海体育学院，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先生。
今年春节，她第一次作为家族的一员去先生的外婆家里吃了年夜饭。她用手机拍下整整一桌本帮菜，“这种感觉很温暖”。
他们2月5日按照原定计划出发去韩国拍摄婚纱照，看望亲友。“拍婚纱照的时候，韩国确诊人数还不到20个。走在路上你会觉得很安全，商场、地铁站甚至饭店门口都摆放了消毒液和口罩，供大家使用。”
拍完婚纱照后，先生先回了上海，她呆到2月16日才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日子里，她和先生很少出门，“都是老公出去买菜，一次性买很多，可以吃上很久。”
作为上海人，她先生很会做菜，“在韩国，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出去上班，家庭中男女都会彼此分担家务。现在，很多韩国女生都喜欢男人来做饭。”
“感觉确实怪怪的，但也有收获”
疫情期间，尹所望不戴口罩能去的户外场所只剩自己家所在的公寓天台。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她需要保持日常锻炼，但是健身房都关了门。“在家里做运动，有些动作会不方便，又担心打扰到邻居，所以经常上天台活动。”
她在天台上拍下很多周边景色的照片，发现了平时被自己熟视无睹的美好。
2月13日，还在韩国的尹所望收到学校通知，教育局要求各位教师在相关平台上完成注册登录，为之后“空中课堂”的开课做准备。后来，当全国开始陆续开设网课后，体育老师上网课成为一个段子。微博上，#体育老师是如何上网课的#话题热度高居不下。“感觉确实怪怪的。”尹所望说，“而且，因为你看不到学生，也不知道电脑那一头的他们有没有在做，动作是不是标准。”
她在上海一所外国语附属中学担任体育教师，专项是跆拳道。现在上海高中体育普及专项化，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感兴趣的专项，很多人就选了跆拳道。在学校里，尹所望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老师。疫情期间的网络授课有其特殊性，通常是一名体育教师要兼顾几个班级的教学，而教学内容也需涵盖各种体育项目。
按照上海市“空中课堂”的课表，体育课被安排在每周一、三、五，而在尹所望的学校里，每天都设有体育课。“一般上午20分钟，做一些准备活动，之后做‘舞动青春’广播操。下午除了让学生看市级视频，我自己也会在网上找一些体能练习的视频，进行分析、说明。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你看不到学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动作是不是正确。每次上完课，我会给他们布置课后作业。”
尹所望统计了一下，疫情期间，她要面向139名学生授课，每节课平均有110名学生会进课堂。她希望，这些学生能真正在这段时间里得到锻炼。但也只是希望而已，因为她看不到网络的那一头到底什么样。但昨天发生了一件让她非常兴奋的事情，当她在下午提前十几分钟进入网上课堂的时候，发现早已有十多名学生在等待自己了。这让她确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