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李欣欣
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考虑行业前景、收入、喜好。
一门营生贯穿几代，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了。
但也有上海老底子的行当在代代相传，比如：做西服、修钟表、卖旧书。
如果祖上有门手艺，发不了财，但可以过过日子，你会传承下去吗？
钟表店：爷爷辈开始做，孙子接下来
走进武进路上的“良辰钟表店”，就像是穿越到了民国。
200平米的店里，彩绘窗花玻璃、柚木墙板、皮质沙发、壁炉、老式挂钟，都诉说着这栋房子曾有过的历史。
店主江国良生于1959年，这家钟表店可以追溯到他爷爷的那个年代。
上世纪20年代，江国良的爷爷就住在这里，自住的同时，兼做起了钟表生意。
等到50年代，店不再对外营业，只私下帮亲戚朋友修修物件。江国良的父亲去了发动机厂上班。这门生意，断了二十多年。
1976年江国良中学毕业后，在家当了两年待业青年。1978年个体经营刚刚放开时，他马上在家里挂起了修理钟表的牌子。
“听到第一只‘声音’（消息），我就自家（自己）弄了。1978年执照还没拿下来，我就开了。格辰光人家还没跟了噶快，我跟得蛮快的。”
最开始钟表店只有一个开间，设在家门口。
在那个年代，个体户算不上好职业。
“进单位更好，铁饭碗。自己做呐，被人讲起来低档一点，没保障。格辰光观念是这样的。好在我有这个爱好，相对充实一点。”
“阿拉爱好技术，人家外面‘吃’不下的，我接下来。生意慢慢慢慢才做起来。”
江国良最初的手艺来自于爷爷。开店之初，既为生计，也是从小的耳濡目染。
“本身阿拉爷爷那里学来的。阿拉爷爷以前总归也留了点小工具。”
“还有从小跟着爷爷，我跟我爷爷之间，比跟我爸感情深。有这样一个情结在里面。”
江国良至今还会想起小时候爷爷修理钟表的画面。
“有辰光夜到（晚上）蛮晚呃，好听到清脆的工具声。di～duo～di～duo～这钟拿来拿去。因为白天也做别的事体，有些难的生活（活儿）夜到可能静得下来。个末（那么）就挑灯夜战，这种情景脑子里厢蛮清晰的。”
店铺的装修随着岁月，几经变更。
现在的样貌是江国良根据小时候的印象，还有早年爷爷的描述，花了二十年，一点点装修完成的。
连设计师也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终于按照江国良的要求完成了设计图纸。
“我哪能讲，伊哪能画。”他说。
虽不完全一样，但“原来的味道还在”。“我觉得钟表店应该是像格能样子。”
2000年左右，江国良将钟表店隔开一半，开了咖啡馆，也卖些简餐。
一直到2016年头关掉餐饮店之前的十几年里，江国良先后开过4家餐饮店。
虽然钟表店从未断过，但经营餐饮业牵扯了他过多的精力。
“蛮吃力的，现在实业很难做。我做的十几年里厢，房价租金不断在涨。”
“我格辰光还有点戆血血（傻乎乎）呃。后来想想不来事（不行），我到底欢喜啥呐？餐饮一弄，我钟表势必就要放脱。人的精力基本上（只能）做好一桩事体。”
“毕竟钟表是我核心技术，我自家手里厢的。我做餐饮，没有‘灵魂’。做钟表，我觉得我灵魂在里厢。”
“侬要是有传承，会重视它。就觉得我做不好，要给祖上丢脸，到我手里给做坏脱了。”
江国良的儿子目前还在上初中，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手艺和店传给儿子。“让伊自由发展，再看适应啥物事。”
但良辰钟表店，江国良还是想要开下去的。这里面有他的家族记忆。
“从小祖父噶欢喜我，我有家庭的感情，觉着噶许多辰光下来了，阿拉爷爷辈做下来，当中因为某种关系断脱了，我又把它接上来了。我总希望，拿伊传承下去。”
目前店里还有两位师傅，分别跟随了江国良30年和15年。
这些年，他陆续带过十几个徒弟。但大多数人都走了。精密仪器的修理，需要三到十年的学习实践。
好在还有年轻人愿意学。
李想今年34岁，因为喜欢钟表精细的构造，他在店里已经工作了15年。江国良笑称他为店里“年轻的主角”。
但他已经不愿意再招收新徒弟了。“因为收到后面，烦。来都不懂，教伊老吃力呃。等伊会了，想法又很多。”
“年纪轻的人呐，有辰光安不了心。这个行业，你安不了心，就做不好这个事体。”
他现在的目标是，提高店里师傅的水平。
“我就希望，徒弟当中有谁能够出来，能承担起来。不管任何人，希望把这个手艺，把良辰传下去。”
定制西服：英文店名加上了“son”
开在陕西南路的汉氏洋服，做的是手工定制西装。英文店名是“WilliamLiu&Son”。
作为舶来品的西装，早先大半客户是外国人。就像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店铺一样，汉氏洋服在开业之初，也取了英文店名“William’stailor”。
店主刘文渊（Jerry）是家里的第四代裁缝。
他的父亲刘庆东（William）2006年在东诸安浜路开了店。
等刘文渊准备接手时，父亲买下了陕西南路上25平的小房子送给他。英文店名加上了“son”（儿子）。传承之意，一目了然。
“在国外其实也是简单的父亲做，儿子做，这样加一个‘son’上去的。”刘文渊说道。
刘文渊的手艺来自父亲。但家里最早从事西装裁缝的，是刘文渊的舅太爷。
舅太爷1949去香港闯荡，在当地结识了一帮上海的红帮裁缝。从最初专接跑船的单，到后来，在香港的高档商场里开了西服定制店Peter&Fashion。
刘文渊的爷爷没有跟去香港，依旧在上海做中装。
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刘庆东在上海跟随培罗蒙的王兴祥学习之后，1988年也去了香港，来到祖辈参与建立的Peter&Fashion。一直到2002年，他才回到上海。
2008年，刘文渊考取了上海的大学，学习市场营销。在此之前，他对父亲从事的行业知之甚少。
直到高中之前，他与在香港工作的父母都分隔两地，只有过年才能见得到。
对于父母的工作，刘文渊“只知道他们是做衣服的，只知道他们每天要做到很晚”。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那会儿，就觉得都不太好意思跟我的同学说，我爸妈是裁缝。”
在他考取大学之前，父母也没有想过店的未来由儿子传承。
“那时候家里爸妈因为觉得做这个事太辛苦了，他们其实更希望我去从事一些‘正常’的工作。”
读大学期间，刘文渊开始帮家里零散地做一些活。他开始慢慢了解父亲在做的事情。
“毕竟我们家做的衣服并非不好的衣服，而是最高端的一块。”
尽管刘文渊接受了父辈的职业，但他的接受还是有条件的。
刘庆东回忆起十年前：“他（刘文渊）说，你的衣服做得很好。（但）你的样子老土啊，线条不优美啊。你要我学可以，你要改。”
“衣服你要去修改一点的话，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的结构就在那边。你要在廓形上修改很多点，才能把细节改过来。”
着急的刘庆东带着儿子从上海到北京，一家家店看过去。他认为儿子的想法，以现有的手艺做不出来。国内没有找到，刘文渊就拿着国外师傅做的衣服给父亲看。
最终经过四五年的研究、打磨，刘庆东接受了儿子的意见。现在，“创新这一块，完全听他的”。
刘庆东在东诸安浜路开店之后，师父王兴祥把裁缝刀传给了他。
“剪刀传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喜悦了好久好久。”
“我师傅以前去东诸安浜路的时候，他眼睛白内障已经看不清楚了。但他摸在衣服上面，用手去感觉。老一辈人对手艺，特别特别尊重。你要能传下去，他会无私地把自己的东西给你。”
最初汉氏洋服建立的时候，刘庆东在想的还是赚够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但师父传剪刀一事，对他影响颇深。
“我师父把这把剪刀传给我，对我的意义很大。可能我无论将来发展得怎么样，Jerry怎么样，这个使命感还是有的。”
等到2017年底，店搬到陕西南路的时候，刘庆东也把店传给了儿子。但他还是没打算退休。“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做到80岁的。”他说。
刘文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店里。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还往国外跑，和意大利、日本等地的同行交流。他希望可以开成百年老店，就像英国萨维尔街的同行们一样。
而多多少少，刘文渊也实现了小时候想从商的愿望。作为一份半工半商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它其实也是更有人情味的事业，跟从商没有什么冲突。”他说。
随着店里的老师傅们年龄渐长，寻找新生力量依旧是一个问题。
“还是要慢慢去找一些喜欢做这块的人，慢慢去发掘。也不能太急，因为现在真正想学的人很少。”
“现在为什么年纪轻的人不肯，一个是因为这个生活枯燥，短时间内看不到真正的结果。“
“另外，你还要碰到好师傅。碰到好师傅，也要下决心，五六年才能学出来。”
现在店里加上父子俩，共有9名师傅。其中3名是新生代裁缝，都是刘文渊的堂兄妹。
如今，父子俩都希望有愿意学习的年轻人来，手艺可以无偿教授。毕竟刘庆东的师父王兴祥，也把裁缝刀传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自己。
“希望西服这个行业，不要越走越衰。新学的人多了，从事的人多了，那这个行业才会更加生机勃勃。”
旧书店：老朱小朱一起开
民营旧书店“小朱书店”开在蓝村路上，店招上画着一只可爱的卡通小猪。
115平米的店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旧书，从民国时期的旧书、连环画，到老杂志、专业用书，门类庞杂。
经营书店的是一对父子。
父亲叫朱凤涛（后称“老朱”），今年63岁。“小朱书店”最早就是他开的。
儿子朱俊峰今年34岁（后称 “小朱”），2008年开始在父亲的店里工作。从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在阿迪达斯工作了两年，被父亲召回店里。
“子承父业”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作为一名85后，小朱为什么同意去父亲的店里工作呢？
时间回到解放前，小朱的爷爷在靠近四川北路的弄堂口摆书摊。公私合营的时候，去了上海旧书店。
1978年，21岁的老朱也来到上海（旧）书店四川北路门市部工作。
当时老朱的父亲还没有退休。期间十年，父子俩就住在书店二楼的仓库里。
“可以说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老朱至今记着父亲在店里整理书刊的情景：“不讲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总归10-11点，一本本整理好。这个工作实在实在是仔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今后我要有家自己的店，就像连家店（指店面和住家的房子连在一起的门面）。晚上就住在里面，累了就睡一觉，如果有精神了，起来再继续工作。”老朱说。
2000年开始，老朱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书店。辗转二十年，他从专卖新书、杂志的新书书店，回归到了旧书。
旧书所承载的回忆，也使得老朱为此奉献一生，仍津津乐道。
四年多前，老朱收到了一本背后敲有“上海旧书店四川北路门市部” 章的书。在和书友的交流中，发现这本书当年是从自己父亲手中卖出去的。
“现在回到我手里面。我把它作为一种书友对我的支持，也是对我老父亲、对这个事业的尊重。我不忍心卖掉，把它像宝贝一样留在这里。”
这些关于父亲和爷爷的故事，小朱听过很多。也许因为这样，当父亲劝他来书店帮忙时，他也没有太多犹豫。
“因为从小我父亲、我爷爷就从事这一行的嘛。从小是跟书打交道的。”小朱说。
“你到外面去，尽管挣钱多，但压力也大。”“自己的店，就比较自由。”老朱会跟小朱说些劝导的话，小朱似乎也默默接受了。
当我们问小朱：“除了图书之外，有没有其他特别想做的事情？”
他说没有，“因为其它方面不太懂，也不在行”。
但老朱却接过话头：“我来透露一下哦，他最想做什么呀？（如果）有钞票，倒想开一个像阿迪达斯的运动品牌店。但这个不可能的，（毕竟）投资也是很厉害的。”
对父亲的话，小朱也点点头：“没什么挣扎的，体育就是个爱好、兴趣。”
来到父亲的书店后，小朱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店里。
经营旧书有点像一门传统的手艺。海量的旧书中许多是孤本，不断收进来、卖出去，要全部录入电脑不现实，主要得靠脑海中的印象来分类、查找。
跟着父亲多年，小朱也具备了这样的功夫，在脑海中建了一个分门别类的“旧书库”。
对书店的经营，小朱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和父亲商量，计划开网上书店。名字老朱已经想好了，叫“春明书店”。
那是因为老朱的父亲曾建议他的书店取名“春明”。一来父亲名“相春”，二来民国时上海就有家春明书局。
老朱说：“实际上我一直记得这个店名。”
“我心想阿拉爸讲到过这个事体，我一定要（做到），虽然伊走了，但伊在天有灵。”
老朱希望小朱可以像自己一样，把旧书事业一直爱下去。但他也知道，现在看书的人少，买旧书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他不做了，我就把有一定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的书，捐给国家。这样（书）一直传承下去。或许有读者看到这本书，还能想起来当时有过这样一家‘小朱书店’。”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姜天涯/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