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写写上海外企的二十年吧。”有读者给我们留言说。
我们一查才发现：何止二十年，早在1981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商就入驻上海了。
用第一代外企白领的话来说：“埃个辰光，侬大概还没养出来聀。”
每天都有外商机构来要人
在进入日本九大商社之一——日商岩井之前，吴平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街道企业。
那是1982年，他被作为培养对象，从延中复印工业公司借调在街道团委工作。
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当有关部门来为外商选拔人才时，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吴平后来琢磨：“为啥当时来阿拉延中街道招人呢？我个人认为，大概是因为阿拉在静安区的中心地带，交关（很多）人老早在洋行里做过。这些‘资本家’的小孩，跟外商文化冲突比较少。”
时间往前推一年，1981年7月和9月，先后两批共19家外商机构获得资质，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上海的外企。
其中，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三井物产等日商占据了16个席位。
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必须通过该服务部。
原先在宝钢外事处工作的叶兴虎，被市政府抽调到外企服务部工作。
他记得，服务部最初的办公地点在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游泳池旁边的裙楼。接待外宾的“门面”是一张写字台。
对内办公，则在锦江饭店职工食堂二楼借了个更衣室。所有的家当是一张乒乓台加一个更衣箱。
国门初开，外商进驻上海，急需聘用中国雇员。然而当时的人事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从哪儿来呢？
最初规定，业务人员由上海外贸总公司推荐，秘书等服务人员由锦江饭店推荐。可很快就无法应对缺口。
“每天都有外商机构来要人，但是我派不出人。”叶兴虎回忆说。
由于之前的教育断层，要在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略懂外语的人才，竟然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感。
为此，叶兴虎和同事跑去静安区的延中街道，徐汇区的延中街道、天平街道、湖南路街道等选拔人才，后来又跑遍了上海的十个工业局。
1983年，当时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吕富强也通过了选拔。
“其实我不大想去，对外商有点陌生。”他回忆说，“我问阿拉师父，没想到他讲：去！这个就是老早讲起来‘吃洋行饭’。侬假使待在研究所，到顶也只不过是高级工程师。”
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尽管来自“上只角”，刚进日商岩井担任业务员时，吴平还是闹了些笑话。
“上班没几天，所长让我发个‘telex’（电传），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
如今80后、90后闻所未闻的电传机，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通过发送“明码电报”，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
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
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跑到商社来上班，棉毛衫、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
“生活上有交关窘境，相信第一代外商雇员每个人都碰到过。”吴平说。
国门初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像吴平、吕富强这样到“洋行”去上班，当年被看作是“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所有雇员都必须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叶兴虎说，“从隔壁邻居、居委会、派出所到所在单位……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图章。”
第一代外企白领，都听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
每周六下午，外企服务部要召集被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开展思想学习活动。
根据规定，雇员的家属不可以和外商一起吃饭。
“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伊讲老婆加班，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舒服）。”吴平说，“几趟下来，日本人觉得奇怪了：哪能每趟总归要加班、生毛病？”
一直到1986年，吴平打了报告，得到批准后才得以带家属参加公司活动。
饭不可以随便吃，礼也不可以随便收。
“比方讲外商送我只打火机，我不好拿回去，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吴平说，“所有上交的礼物，到年终摸奖的辰光，可以优先挑一样——只好挑一样。”
1984年，吕富强被派遣到三井物产，在收礼这件事上也碰到了难题。
“我有根领带，是上海领带厂的真丝‘敦煌领带’，最好的那种。”
“阿拉有纺织部，对着装比较讲究。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有点屏不牢了：吕桑，我给你根领带，这是日本产的，试试看。”
“我敢戴啊？交到管理办公室了。日本人问：为什么不戴？我只好讲：被同学看到拿走了。日本人不响，过了两天，又给我一根领带。”
“这根不好再交了。我心想，外服假使问我，我就讲：工作需要，喏，戴了嗨。”
办培训班培养外企人才
1983年底，外商驻沪机构已增至75家，被安排在上海国际俱乐部、锦江俱乐部、和平饭店等“涉外宾馆”办公。
但在叶兴虎的印象里，虽然用尽了“洪荒之力”，1982年和1983年，外企服务部总共才向外商派遣了115名雇员。
人才出不来怎么办呢？叶兴虎利用晚上的时间办了个培训班，向有志进入外企工作的人教授英语和面试技巧。
借助这个机会，几个在南昌路菜场和永嘉路菜场卖菜的营业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84年8月8日，外企服务部正式扩建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为了扩充人才，在向上海几家高校定向招收大学生的同时，1985年5月21日，外服公司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指甲盖大小的招聘广告。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吸引了一千多人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
“当年，外企就业市场和中国人才市场的对接，中间只有一根很小的管道，那就是外服。”董友宁说。
那年31岁的董友宁，也排在应聘的队伍里。
当时，他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青年教师。
一位在档案馆工作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是“工作实在无聊透顶”，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外服的招聘。
“我陪他顺便自己报了个名，没想到他没录取，我录取了。”董友宁说。
1987年，董友宁进入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很快从业务员晋升至经理。在他看来，第一代外企白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之一。
“从担任翻译，到谈判、起草文件，我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搞贸易，做项目，办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改革开放最初的动作是在我们手上做起来的。”
这一代白领大都采取向原单位借调或商调的形式，再由外服派遣给外商。
“这就意味着我们代表的是双方的利益，一方面要帮助外国人适应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又要向中国政府介绍西方特色。”董友宁说，“作为这当中的桥梁，我们有过很多委屈。
到联谊大厦上班
由于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双重身份”，外企以外汇券发放的劳务工资并不直接进入他们的口袋，而是由外服公司收取。其中，一部分划给他们的原单位。
雇员的实际工资则按原标准发放，大多数雇员的月薪是64元。此外，由外服每月发放25元的外事津贴。
“可以说，我们用自己的劳务工资，向国家贡献了外汇。”董友宁说。
在人人拿死工资的年代，几十元的津贴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80年代末，从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的王援被外服公司录取后，派往东京银行工作。
“头一个月我拿到300块，除了工资，还有外服津贴、饭贴等等。我觉得富裕得来不得了。”她回忆说，“阿拉屋里厢从来没有人一个月好拿到300块，吓死人了。”
除了比其他人相对优渥的收入，第一代外企白领还享受了一些“特权”。
比如有一张乘车证，出门办事可以乘坐友谊车队的轿车。
再比如凭外汇券，可以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我有个朋友结婚要买根金项链，外面买不到，最后是用我的外汇券到友谊商店买的。”王援说。
庄慈康1983年从立信会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服做财务工作。
他记得，80年代末，他经手的由外商发放的最高一笔劳务工资达到了5000元一个月，在当年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
外商雇员的实际所得虽然没那么高，但外事津贴按劳务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也在逐步增加。
在这样的诱惑下，和他同年进入外服公司为外商提供服务的两位同事，向领导提出申请，后来分别去了日企和德企。
随着入驻上海的外商不断增加，涉外宾馆的办公用房不够用了。
1985年5月，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好外滩景观的联谊大厦在延安东路落成。
这幢高107米、28层的大楼，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国内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在联谊大厦上班”，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
此后，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
据说这些写字楼里都有一名“打桩模子”（黄牛）常驻，专门兑换外汇券。
到1990年，外商驻沪机构已达563家。
出入这些高档写字楼的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个个衣着光鲜。不过那个年代上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依旧有限。
王援后来跳槽到了丹麦宝隆洋行（EAC）工作。她记得，逢年过节，中国上司提供的最好福利，是在东风饭店开房，请员工带着家属去洗澡。
“因为当时住房紧张，屋里没地方汏浴，要到公共浴室去。”她说。
上海外服第一个外地员工
对于大多数80年代进入上海的外企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而又陌生的市场，主要任务是投石问路。
然而对于有些外企来说，这叫“重返上海”。
朱铭岳到英国卜内门（ICI）洋行上海代表处工作的时候，处理的第一件事是洋行老员工的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1900年，这家化学公司就在上海设立了驻中国总公司，1953年迁往香港。”朱铭岳介绍说，“80年代末，上海有些老员工还在世，八九十岁了。”
“所以说，这家卜内门洋行跟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不是简单地来探探路。”
“反过来，人才的底蕴、家庭形成的文化底蕴，上海太深厚了。”他说，“今天一个年轻人在搞外贸、搞金融，可能当年他爷爷就是买办。金融市场的规则、行事的方法……在上海可能靠家庭教育就能学到，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讲到人才，原籍在无锡的朱铭岳被引进到上海工作，颇是费了些周折。
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M BA，80年代中期朱铭岳在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学习时，曾在卜内门洋行实习半年。
1988年，卜内门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为公司建立上海办事处。
拿到聘书来上海工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在80年代末，却没有外地人进上海外企的先例。
要成为外服公司外派的雇员，得由无锡的外经贸委发文，经上海的外经贸委批准。
“这条路看似堵死了。我之前在国家经委工作，不是外经贸委的人。”朱铭岳说。
好在遇到了思想比较开放的领导，无锡外经贸委给他写了介绍信。
“但是，上海外经贸委凭什么批给我啊？”朱铭岳想了个办法：他在上海外经贸委找到一位老家无锡的领导，又找到这位领导在无锡的老同学，给他写了封引荐信。
尽管素不相识，但听朱铭岳介绍情况后，那位领导在他的聘书上写下：请外贸处按政策办。
“就这样，我成了上海外服公司的第一个外地员工。这是人事上的突破。”朱铭岳说。
1991年，他又成为了上海第一个中国籍的外商办事处首席代表。
随着1993年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完成，外企白领从国家用工变为企业用工。白领收入猛增，一些外企中层经理月薪可达4000多元。
朱铭岳作为首席代表，月薪从1988年的600元一路飙升，到1993年达到七八千元。那一年，上海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71元。
说起来，这个“首代”也来之不易。
此前，首席代表只有外国人、港澳同胞可以当。
为此，上海几个相关部门特意坐下来开会，才开了这个先例。
“这些经历给我的感受是，上海有这么一批政府工作者，他们在推动改革。”朱铭岳说，“他们敢于在政策没有非常明朗的情况下，对人才始终网开一面，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才。”
他认为：“上海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从人才开始的。所以现在上海要打造‘五个中心’，还是应该以人才竞争为主。”
中国员工做一把手
1994年，熊海锟收到了3M公司寄来的全英文“O ffer Letter”（录用通知书）。
那一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的办公机构已达2500家。其中有130多家为世界知名公司。
而在1984年注册成立的3M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成立的第一家由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当时已经10岁了。
1993年上海劳动制度改革的完成，意味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也可以自行管理人事。3M、通用、松下等跨国企业，开始自己招人自己用。
与80年代的白领将“懂外语”作为敲门砖不同，随着外企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开始需要懂技术的人才。
熊海锟1992年从华东理工大学精细化工专业毕业后，在上海日化公司下属的日化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恰恰是3M这样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外企所需要的。
当时，正是日用化学行业红火的时候。“我们第一代民族品牌露美系列、凤凰系列、中华牙膏、美加净、白猫……都来自上海日化公司。”
熊海锟在日化所的工资一个月有1600元左右，已经算是高薪了。但是看到录用通知书上给出的月薪有2000多元，他决定去试一试。
多年以后回顾这个选择，他感到很庆幸：“国企当年是铁饭碗的感觉，但日化公司后来就改制了，下属的企业自谋出路。”
办入职手续的时候，人事问他有没有准备英文名。
“我说：没有啊，你帮我取一个吧。人事就给了我‘Jack’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后来我发现，这个名字挺常见。”熊海锟笑着说。
来到办公区，他发现了外企更多“洋气”的地方。
“以前在国企，想用电脑的话要去机房。而在3M，技术部门两个人合用一台电脑。”他说。
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但他们已经开始用电子邮件与国外联络了。
90年代，上海不遗余力地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快速涌入的外资直接引爆了上海经济的腾飞。许多上海人都记得那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截至2002年，累计有78家跨国公司在沪投资设立了地区总部或中国总部。
1998年，曾锡文从北京来到上海的联合利华中国总部工作。
在此之前，他是政府官员。曾作为中方代表，推动轻工部与联合利华旗下的和路雪合资。
合资项目的任期结束之时，正值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取消轻工业部等八大部门。考虑再三，曾锡文决定离开体制“下海”。
对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外企，曾锡文说：“需要找政府批项目的，基本在北京，比如通讯、钢铁、大型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外企。”
“需要靠市场的，比如快消品、轻纺产品、电子产品，基本在上海，重视的是商业规则。”
“广州则更讲创新，现在很多高科技企业开始往那边跑。三个城市的基因不太一样。”
二十多年来，跟随着公司的轨迹，曾锡文看到上海在一步步发展。
“最初我们的牙膏厂、旁氏的工厂都在静安区。”
“我们的办公室起先在国际贸易中心，后来随着扩展需要，相继搬到徐家汇美罗城、虹桥上海城、临空开发区，看着这些地方一点点热闹起来。”
2002年，联合利华启动梯度转移，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合肥。2009年，联合利华全球研发中心在上海落成。
“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再到设立地区总部、全球研发中心，外企在中国的发展是从低链到高链一路走上来的。”曾锡文说。
对此，朱铭岳评价说：“外企最初到中国来，是希望为国外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而现在，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
而推动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这些中国员工，也在企业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根据朱铭岳掌握的数据：“上海现在近6万家外企里面，我们中国员工做一把手的，有三分之二左右。”
“现在很多年轻老外来我们这里，是来中国学习的。”曾锡文说。
2012年，熊海锟作为3M第一个被派往台湾地区的大陆员工，担任当地研发团队的总负责人。
无独有偶，他在那里碰到了大学同学，是巴斯夫派往高雄负责台湾供应链管理的高管。
“回想18年前，刚进3M的时候，我的面试官、直接主管来自台湾。时过境迁，我们大陆人到台湾地区去担任领导工作了，感到蛮自豪的。”熊海锟说。
人生“蛮精彩”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前不久，上海推出了24条稳外资举措。
同时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近6万家外资企业贡献了超过1/4的GDP、超过1/3的税收、约2/3的进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的就业人数。
目前，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30家、研发中心466家，是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量最多的城市。
而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和产业格局的变化，一些国企和民企崛起，在人才市场上成为外企有力的竞争对手。
“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第一选择是高科技企业、大型国企或者政府部门了。”曾锡文说。
让年轻白领们好奇的是，那些八九十年代就进入外企的前辈们，后来怎么样了？
曾锡文、熊海锟和王援，目前分别担任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3M大中华区研发运营总经理、蒙特利尔银行私人银行服务部华东区负责人。
朱铭岳一直工作到69岁，2015年底以索尔维（Solvay）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的身份退休。
董友宁在数家知名外企任职后，于2000年辞职开办自己的企业管理公司，同时兼任多家中外企业的高级管理顾问。
都说日企有“终身制”的文化，不过早在90年代，吴平和吕富强就相继离开了日商岩井和三井物产，退休前分别在一家台资企业和日资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不约而同地，他们觉得走过的人生，“蛮精彩的”。参考资料：
●《上海外服公司志》编委会编，《上海外服公司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7月。
●蒋心和，《展现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联谊大厦的故事》，解放日报，2008年12月01日。
●龚丹韵、杨妙丹，《上海第一代白领，从联谊大厦走出》，解放日报，2013年11月04日。
●王雪，《第二代白领（1990年前后－1993年）：懂外语、专业精的复合型人才登台》，人才市场报，2002年05月21日。
●秦武平，《“总部经济”正当红》，新民晚报，2002年11月15日。
●吟之，《筑“桥”礼赞——写在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十三周年之时》，解放日报，1997年08月08日。
●肥肥猫，《上海是怎么错失这些年的互联网机遇的？》，微信公众号“肥肥猫的小酒馆”，2018年1月23日。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韩小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