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力量不亚于行动。常言道：嘴上带尺，脚下有路。生活中，词不达意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说错一句话对人际关系的杀伤力有时比做错一件事更难以挽回。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大家终其一生研究话语，而外交话语的设计更是一项高端的工作，事关和平与稳定。
话语有时先于实际，即理念先行；有时从实践中来，叫作“摸着石头过河”。
话语有时明明脱离了实际，但依然能够盛行，比如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有时牢牢地扎根于实际并在国际上发扬光大，比如“一国两制”。
话语看似软性，却能制造陷阱，误导实践。日前，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就提及，“胁迫外交”和“中国威胁论”一样，都是话语陷阱。面对陷阱，我们需要发声。
话语的创造性、前瞻性和有效性恰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智慧和综合实力的证明，最终将决定该国的话语权。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发展和安全等领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和谐世界”“发展和平”“负责任的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这些话语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际社会的共鸣并提升中国的地位？我们又当如何认知其内涵和渊源？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发展理念的互补互通
Q 顾问：如何评价乐玉成副外长对“话语陷阱”的揭示和对“胁迫外交”的回应？当别人向着“中国威胁论”蜂拥而上，我们如何团结更多人向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迈进？
A王逸舟：我记得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他的书中提到，如果中美这两头大象互相掐架，周边森林里的小动物会惊恐不安。疫情以来，我参加了不少国际间的视频会议，接触到不少来自中小国家的朋友，中美关系当前的某种对峙令他们感到不安，中小国家不想选边站队。从政治家到智库和媒体，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从国际关系话语的角度来切入，我觉得，中美当前使用的话语并不仅仅是互怼或对抗。中国这些年来试图发展和推动的一些概念，比如“一带一路”、“和谐世界”，国外对此也在试着理解和接纳。话语的不同可以是国际关系、外交舞台多样性与丰富性的一种表现，主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认识它，如果只看到差异，就容易引起紧张和对抗，但如果看到差异也想到互补，兴许就会处之泰然。对中国而言，我们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并不是走向一个真空带，而是走向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不同文化、不同利害关系的国际社会。在这个进程中，不能只在乎自己怎么想，也要考虑到别人怎么理解、能否接纳，而话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为中国未来更大的崛起、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产生推力。
Q 顾问：我们熟知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和传统西方列强在过去几百年间主导建成的国际体系中推出的概念和话语，有哪些互通互补之处？
A王逸舟：以可持续发展为例，中国作家王小波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在他的记述中提到了在“钢铁城”匹兹堡的见闻，当地人对他说，过去人们出趟门，要穿一件衬衣，再带一件衬衣，因为身上那件在路上就脏了，到了室内需要把带的那件换上。不光是钢铁城或汽车城，很多美国大城市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污染，但是，过了二三十年，这些城市清洁多了。1956年，日本出现过一种轰动世界的怪病，轻者口齿不清、视觉丧失、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直至死亡，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起因是当时处于化工业尖端的氮生产企业。但是，今天去过日本的人都会惊叹于它的干净和整洁，和高度的城市化形成和谐的共鸣。如何使一个社会从工业化阶段朝着可持续发展的后工业时代过渡，这种思考大体上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罗马俱乐部的研讨开始，提出了《人类处在转折点》、《增长的极限》这两份报告，认为人类的发展存在特定的节点和极点，这种思想最终上升为联合国千年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和教训，已故作家张贤亮曾说过一句广受争议的话，他说“欢迎来西部污染”，他的意思是没有污染等于没有生产。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后来被认为是错误且可以避免的。现在中国领导人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者甚至比后者更重要，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这种说法很有中国特色。当然，绿水青山的维护也少不了经济基础和政府经费，回归自然并不是回归到原住民那种刀耕火种的生活。“绿水青山论”背后有很多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故事，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都有各自在早期需要解决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而后注重发展的质量。西方提出的“可持续发展” 和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论”并行不悖，在话语上各具特色。
“命运共同体”也可以在中西比较中寻找到前身，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国学派提出的“国际社会”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国际社会” 这个命题的正式提出距今不过40年，早先欧美国家并没有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一说，也没有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来看待。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列强热衷的是殖民和扩张，征服和教化黑人奴隶和原住民被认为是白人的崇高使命，种族之间被认为天然不平等。随着时代进步，英国学派提出了“国际社会”的命题，但这个概念仍以欧洲近代发展模式作为模本。我们并没有简单重复西方对国际社会的设定，而是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推动建立“和谐世界”，新时代又进一步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概念跨越了文化障碍，不会让其它国家听不懂，也不会被认为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辐射，它和国际社会概念形成互补。
安全观念的变与不变
Q 顾问：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安全与和平的角度来看，我们提出的话语如何体现不另起炉灶但又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平衡？
A王逸舟：联合国最早的维和思想是“维持和平”（peace keeping），意即监督停火，保持和平不中断，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和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彰显，维和行动的指导思想也进化为“建设和平”（peace making），这种理念强调的不只是监督停火，而且要督促这些国家内部实行有利于和平的改造，包括推动各方和谈，推动当事国政治改革。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和海外利益扩大，我们越来越重视维和行动，不仅提供越来越多的经费和兵力，而且还推动了“发展和平”（development peace）这样一种中国式维和学说。“发展和平”强调，维和行动要尊重当事国的主权，不能越俎代庖，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靠当事国人民、政府和各派政治力量，要尊重他们自主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权利；尤其是，“发展和平”不仅建立安全局面，还强调重视发展问题，治标的同时要治本，要为战后重建、社会恢复播下种子，必须让当事国获得发展的活力，才能让和平可持续。联合国维和学说不是由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种方式来缔造，而是在各国智慧、不同文化和军人们的创造性互补中得到丰富和完善。
联合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出了一个安全概念叫作“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加拿大一个民间智库最初提出这个概念针对的是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人们痛定思痛，强调国际社会要履行“保护的责任”，绝不能对人道主义灾难袖手旁观。但仅仅派军队去保护平民还不够，美国“9·11”以后在中东就经常用这种堂而皇之的说法，摧毁所在国的政权，留下的却是一堆烂摊子，催生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和越来越多的恐怖势力。最近10来年，中国和巴西这些新兴国家的专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作“负责任的保护”（responsible protection）。保护是必要的，但也要把工作做得有头有尾，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近些年来，西方提出了各种干涉主义理论，中国学界提出了“创造性介入”，后来外交部门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介入”的方针。中国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性、建设性的介入，比如派遣特使，促进当事方和谈，在经贸和其它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以多边主义方式协助实现和解、重建国家。从“保护的责任”到“负责任的保护”，从传统的西方干涉主义到中国的“建设性介入”，并不是简单否定、黑白分明的关系，而是扬弃与改进的过程。
外交话语的活灵活现
Q 顾问：昨天是世界人权日，联合国强调，人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比人权概念更久远的是主权。在这两个重要命题上，中国推出了哪些先进的话语？
A王逸舟：人权的概念最早来自西方，实事求是地说，最早由西方推导实践。但是，最近这些年，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人权概念也有了改进和丰富。中国特别提到，人权不只是公民权、政治权，也包含生存权和发展权，比如首先要解决基本的温饱和受教育的权利。人权概念的这种拓展适合广大发展国家的需求，也确实能适应这个更加多样、存在巨大差异的时代。对于政治权，我们强调，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
主权在时代的发展中同样获得了内涵的拓展，中国对主权观念的改进最为人称道的是同英国谈判收复香港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制度，在我们坚守主权、坚守对香港基本的外交权力、政治的最大权力包括基本法的最高决定权等等之外，香港社会舞照样跳，马照样跑，继续按照旧的方式生活，这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也为解决各国主权争端打开了思路，一些国家在解决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中采取主权共享、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使用权、占有权、管辖权等等划分出不同层次，主权就变得更有弹性，变成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范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大特色就是灵活，不会固守一个教条或传统的观念，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同时，用我们的表述给对方台阶下，体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智慧。
Q 顾问：对于话语权，社会上有一种比较现实的看法，认为以德服人的基础是实力，在实力还没有登顶之前，说什么都不能让人信服。西方之所以掌握话语权，既有技术和器物上的先进性，也有精神上自我期许的优越性。中国社会能否孵化出类似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孕育出类似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理念？
A王逸舟：如你所说，话语必须建立在实力之上。那些积贫积弱的国家就算再有发声的欲望，也提不出什么话语，更不可能被别人听到，就像晚清的中国虽然也有像顾维钧这种非常干练、很有想法的外交官，无奈国家处在一个衰败的状态，外交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上次谈到大国重器上天入海，你没有发射升空的航天器，没人听你谈什么太空的非军事化规则。但是，这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真正要让世界听得进中国的声音，除了必要的投入、强大的工业、高科技的杀手锏，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形象，更灵巧的外交技巧，更和谐的内外关系。同时，社会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就算武装到牙齿，但若没有社会的创造性，没有民间的积极参与和想象力，也不可能有多少新概念让国际社会心悦诚服。很多新鲜的话语需要从民间去挖掘，由社会各界来创造。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我们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体。最近我参加一个博士论坛，一位来自于少数民族的博士生说，有些少数民族不一定有文字，但有各种故事、传说、绘画、图腾，如果将这些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加以提炼、梳理、归纳，也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的渊源之一。对此，我非常赞同。如果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愿意尝试把自己美好的文化、故乡及其表达方式转变成外交和对外传播的语言，变成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援引的话语，将使得中国形象与话语在对外交往中显得更鲜活灵动，更容易在全球不同地域引起共鸣。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