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周六，党史、军史专家刘统在上图做了一场名为“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来”的主题讲座。
两小时的讲座加上现场答读者问，从上午9点半一直持续到12点，之后还有半小时的签名时间。一位上海高校老师坚持等到所有活动结束，终于有机会跟刘统说上几句话。她激动地说：
“刘老师，您讲得太好了！以前我们组织学生听党史讲座，他们都说讲得太呆板了，听不进去；今天我们组织学生来听您的讲座，刚才好几个学生悄悄告诉我，说舍不得讲座这么快就结束，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把党史讲得跟故事会一样”……这些刘统在每场讲座之后最常听到的评价，正是刘统作品的特色所在。
△讲座结束后的签名时间，读者排长队等候丨受访者供图
今年年初，刘统新著《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下简称《火种》)问世，被公认为“打响了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第一枪”，其定位就是“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
迄今为止，《火种》的“通俗化”“大众化”已经通过市场检验：出版3个月，已经发行10万册，出版社称已经做好多次加印的准备；多次登录各大好书、荐书榜单；并且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火种》封面丨受访者供图
而《火种》“学术专著”“党史读物”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获得专业人士的认可。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认为《火种》“从某种意义上打通了历史学家写通俗读物的一条新路”“在党史读物当中独树一帜”，并将这种写法称为“刘统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称，《火种》做到了学术性强、故事性强、思考性强，
“党史研究要有新观点、新内容、新方法，要有描绘、描写，要有色彩、特写，这些都体现在刘统的书中”。
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刘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足够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了，但是这么生动鲜活的党史，如果不能用同样生动鲜活的方式写出来、讲出来，那对普通读者来说，就还是八股。
“我是学古代史出身的，最崇拜《史记》，《史记》的好处就是会讲故事，这是我们写史的传统。我把我所有的考证都融化在故事里面，这并不是什么创新，就是一个返璞归真。”
早在2018年底，为了纪念新中国和上海解放70周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刘统推出《战上海》。这本书随即登上中国好书榜月榜，并获得2018年度“中国好书”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
△《战上海》封面
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2019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便开始与刘统沟通献礼建党百年的图书选题，目标就是打响“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第一枪”。在此之前，王为松曾读过刘统用5年多时间写成的党史，认为建党百年是最好的出版时机。经过与出版社的多次沟通，刘统将书稿进行分割、增删，2020年4月初便交出了《火种》的初稿。
《火种》责任编辑之一李旭是近代史专业出身，他回忆说，看到《火种》初稿的第一感受，就是“鸿篇巨制”。
“市面上写党史的书大多都是三四十万字，但刘老师的初稿将近70万字。特别难得的是，篇幅这么长、时间和空间跨度这么大、引用资料这么多的一本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毫不枯燥。”
《火种》对时空跨度的处理，是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之一。按照刘统自己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早已经人所共知，那怎么才能写出新意来呢？传统写建党的书，一般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写到中共一大召开为止，刘统则将建党放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他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将写作起点向前推到了1900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向后则写到了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
在刘统看来，对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状态的书写，是今天读者理解“火种”必不可少的历史背景。
“我的书前面做了那么多的铺垫，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仁人志士、爱国者、革命者，为了寻找到一条能让中国走向复兴的道路，是经历了很多曲折，是一层一层的积累，一层一层的发展，这样的话我们才找到了方案。”
而在建党之后，革命的“火种”也并非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而是几经沉浮，绝处逢生。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正是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才逐渐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降的。”
拉长时代视野、拓宽地域思维的写法，也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中，不同人物在不同信仰、不同选择下的命运。
以汪精卫为例，1910年，身为同盟会会员的汪精卫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下著名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武昌起义后，汪精卫被释放，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并为促成国共合作起到重要作用。
但在日本侵略、国土沦丧之际，载沣坚守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拒绝投靠伪满洲国和儿子溥仪，一直在北京迎来解放。而曾经的革命青年汪精卫却投降了日本人，在南京建立汉奸伪政权。
——真实的历史，就这样无声地显示出了它比影视剧高明和复杂得多的戏剧性。
因为中国古代史的专业背景，刘统倾向于以古史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现代史，《火种》动用了大量一手甚至是首度公开的历史档案和当事人记录。
“传统的党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立场，语言方面往往是‘以论代史’。而我们推崇的，是‘论从史出’的态度和方法。”
比如，读者都从历史书上读过这样的讲述：中共一大因为遭到租界搜查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举行。那搜查人员到底从何而来？刘统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租界档案中发现了线索：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租界警方监控，日本情报机关预先得到了一大即将开会的消息。
△ 中共一大会址丨受访者供图
再比如，1929年6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为了真实还原会议的前因后果，刘统使用了三份独家资料。
其一，是1929年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写的包括《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份报告。这5份报告后来被收入《陈毅军事文选》第一篇，合称为《朱毛红军的历史》，但是《陈毅军事文选》中是删节版，而刘统查阅和引用的都是全本。“这5份报告将近5万字，这是目前中国历史档案中对朱毛红军、井冈山斗争的最早、最原始的记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二，是1958年7月14日，陈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讲红四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历史。
其三，是陈毅去世之前所做长篇陈述《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这份记录稿长达150多页，现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1988年到2003年，刘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了15年，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门类责任编辑。这样的工作经历，为他熟练掌握、敏锐发掘、合理使用这些一手资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刘统还记得，刚开始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是其中重要的一卷，但政治委员制度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一追，追到黄埔军校时期，发现党代表制度是黄埔军校最早建立起来。但党代表到底是怎么在黄埔军校出现的呢？当时的党史、军史研究者们，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黄埔军校校门丨受访者供图
直到为了写作《火种》，刘统翻阅了大量黄埔军校的史料和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突然发现了苏联顾问给学员的讲课记录。《火种》中详细讲述了这一重要发现：苏联顾问之一斯他委诺夫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引入黄埔，特别是政治委员的职责和作用。他在课程中提到，
“于是军队中遂分成两部工作：一是军事方面由军官办理，一是政治方面由党代表训练，所以党代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规定革命纪律，使军官完全关注于军事方面。”
通过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火种》得以最大限度地以客观视角展开陈述，刘统称自己“很少做评论、下结论”，而是将观点融入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之中，给读者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
据悉，刘统交给出版社的初稿将近70万字，出版时只保留了48万字，被删掉的内容大多都是刘统引用的资料。责任编辑李旭说，每次要删掉这些资料都很心疼，但考虑到读者和市场对篇幅的接受程度，只能割爱。
相信看过《火种》的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坐在资料堆里就能写出来的党史读物。
就像自己所崇拜的司马迁曾有过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一样，刘统曾多次到访重大事件的发生现场。他在作者手记中写到，他曾到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么叫“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才能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在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他在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道路，由衷佩服伟人的胸怀。
“许多事情不到现场，就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
1929年2月10日的瑞金大柏地之战，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大柏地参观时，刘统看到村里只有一间小小土坯屋，上面的牌子是“大柏地战斗遗址”。当地老乡告诉他，这里只保留了这一间，旁边都是后来才盖起来的房子。这间房子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墙上有当年战斗留下来的枪眼。村子原名杏坑，后改名前村。刘统这才恍然大悟：1933年毛泽东再次途经大柏地时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其中一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原来是这个意思。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前往闽西革命根据地指导工作。其后不久，毛泽东患上严重虐疾，转往蛟洋下面的小村庄苏家坡休养。那时的毛泽东没有枪，没有警卫，白天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偷袭，就藏身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直到黄昏时确认村里没事再摸回去睡觉。刘统曾请龙岩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带路，驱车50多里来到苏家坡，在毛泽东藏身的山洞里待了5分钟。
△蛟洋苏家坡“主席洞”丨受访者供图
那个低矮阴森的山洞，给刘统留下深刻印象。
“我只待了5分钟，就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孤独。对毛泽东来说，他自己创建的红军，结果自己被夺权了，被部下赶出来了，这得是多大的委屈。这种痛苦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但就在这里，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你那么高明，怎么还下台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再有真理，你也得有群众，你必须把你的道理让群众理解了、拥护了，你才能发挥作用。”
在《战上海》之前，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004年初版，2016年再版）一书，已经在党史、军史界引起热烈反响。刘统用了一个极具镜头感的开场：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可能只有他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然后镜头一转，刘统又写到：此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就是张国焘。“他辛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这样的书写，将读者立刻带入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这也正是刘统想要达到的效果。而在《火种》中，刘统“引子”的第一句就直接点题：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地点写在开头？因为中共一大之后，当事人都不记得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当年开会的人可能没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直到1980年，解放军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1921年7月23日”这个日期才得以确认。刘统说：
“一本书的开头，就应该给读者强烈的代入感，这跟电影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就要牢牢抓住观众，是同样的道理。然后，读者才有兴趣看你接下去要讲什么故事。”
在2016年《北上》的再版后记中，刘统就曾提到“会讲故事”对于党史、军史写作来说是多么重要。
“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修史。而历史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创建了典范。他写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平凡中给人震撼。我们的前辈也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呢？”
在《火种》中，刘统再次展现了自己讲故事、写人物的功力。且因该书长时段、大背景、人物众多的特点，刘统将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料信息信手拈来，各类知识点灵活穿插，行文干净利落，既有故事性，也不乏戏剧性。
比如写到1903年，“暗杀”成为最简单的革命方式，而崇尚暗杀之风则来自19世纪俄国的虚无党。这时刘统忽然笔锋一转，写有位四川青年李芾甘，翻译了《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李芾甘对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很是崇拜，便各取一字，以‘巴金’作为自己的笔名。”
再比如，当年最具威望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当时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派了陈公博、包惠僧两个代表；而北京方面的做法近乎儿戏，刘仁静回忆称几个学生自己就决定了派谁去，居然没想到要去跟李大钊商量。——这样的原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都出人意料的牵强，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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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孙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