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奇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代表，赴安徽作报告时受到欢迎
战争电影《长津湖》于日前定档，该片将于8月12日全国上映（点击见本报记者之前报道）。电影《长津湖》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时隔70年之后，这场战役是否还有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呢？
本报记者多方寻访，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有幸找到了曾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老兵鲍奇将军。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专程前往鲍奇住处采访了这位老将军，听听他讲述自己当年与广大志愿军官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
鲍奇将军近照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鲍奇，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1924年5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无锡。1941年9月入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东南沿海，屡立战功。作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第九兵团的一位老战士，鲍奇和妻子共同亲历了其中最为惨烈的长津湖战役。
鲍奇和妻子程世萍在朝鲜战场上的珍贵留影
虽然今年已经是98岁高龄的老人，但鲍奇身体硬朗，仍然能清晰记得70年前的许多场景，他告诉记者：第九兵团原先驻扎在四川路桥的邮电大厦，后来转移到411医院对面（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原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但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之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这使得朝鲜战局迅速陷入危机。
电影《长津湖》中的麦克阿瑟
10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第9兵团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开赴东北整训，准备入朝作战。鲍奇依稀记得，部队接到参加入朝作战命令以后，从位于虹口区天通庵路的淞沪铁路天通庵站上车，开往山东曲阜进行集合。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原貌 资料片
战士们坐着闷罐子火车一路向北，到达曲阜。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专程由北京赶到曲阜，在曲阜孔林享殿前召开了第九兵团团长以上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建国后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由九兵团司令宋时轮主持，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朱总司令的报告，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决心为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奋斗。会后，部队开赴东北，做了短暂停留之后，马上投入抗美援朝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战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资料片
第九兵团准备入朝作战的指令在当时属于军事机密。战士们上了闷罐子火车以后，吃喝拉撒睡几乎全在火车上完成，谁都不知道部队最后要开往哪里，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祖国需要自己去保家卫国。说到那份电报，鲍奇的儿子鲍一江（出生于1955年，名字由张爱萍将军所起，为纪念当年的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仍然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
我的母亲程世萍和父亲一样，当时都是担任翻译电报的机要人员，父亲当时是第九兵团机要股长，而母亲是机要组长。母亲生前曾告诉我，这份要求部队立即做好入朝作战准备的电报是她本人单独翻译的。电报等级为“指人译”，代表着绝密等级。电报内容大致是“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马上开赴山东曲阜，准备参加入朝作战”，这份电报由母亲翻译成记录稿之后，马上交机要处长和兵团首长传阅。
讲述当年残酷的长津湖战场
鲍奇告诉记者：长津湖战役打响前，战士们斗志昂扬，大家都抱定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打败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但谁也没有想到，长津湖战役带给志愿军的困难会那么大，包括作战物资的缺乏和恶劣的天气，这些都是部队在战役发起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第九兵团原先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进行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军列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正如电视剧《跨过鸭绿江》镜头中所拍摄的，东北后勤部的接待同志看见入朝部队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不少干部当场把自己的大衣脱了下来。而这些衣帽棉衣对于第九兵团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长津湖战役，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投入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官兵缺衣少粮。鲍奇回忆当时长津湖战场的情景说：
当时，20军的很多战士都是南方人，其中也有一部分上海战士。部队露宿在山岭之上，人在室内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在野外，大家没有御寒的经验，冻死冻伤的情况很多。许多战士冷得失去知觉，用手搓搓耳朵取暖，没想到就这么一搓，耳朵就掉了。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身穿厚大衣的美军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这是志愿军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留在长津湖阵地上的一首绝笔诗。当时，他所在的连队官兵潜伏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最后全连125人全部壮烈牺牲，成为永不后退的“冰雕连”。
本报曾在2014年3月28日在头版进行过报道——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六连奉命固守死鹰岭高地，配合第二十七军阻击南逃之敌。死鹰岭阻击战打响了！兄弟部队的官兵发现，敌人于死鹰岭下顺利南逃，而固守在死鹰岭高地的六连官兵居然未放一枪一弹！他们愤怒地派出一名参谋到死鹰岭高地查问原因。当这名参谋冲上死鹰岭高地顿时惊呆了：六连的125名官兵一个个身着薄薄的夏季军装，持枪俯卧战壕，保持着战斗姿势，全部冻死在死鹰岭高地上，仿佛是一群随时准备跃然而起的冰雕……
2014年3月28日报纸头版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反映长津湖战役中冻死仍然保持战斗姿势的志愿军战士
宋阿毛是第9兵团20军59师177团6连战士，也是鲍奇的战友。作为机要干部，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鲍奇无法与战士们有直接接触，但这些战士的英雄事迹，却始终铭记在他的心中。
对于当时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面临的困难，鲍一江补充说：
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长津湖所在的东线战场遭遇极端的严寒天气，夜晚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再加上美军的空中封锁，对交通线的狂轰滥炸，使得后勤部队无法向前线运送弹药和食品，对九兵团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战役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27军军部的机要人员都先后病倒了，请求兵团支援。第九兵团司令部立即将我母亲派到27军军部。因为任务紧急，我母亲和一位警卫员坐了吉普车当晚就出发，结果在途中就遭遇美军飞机轰炸，吉普车一头撞到了旁边山体，警卫员当场牺牲，我母亲鼻子也撞伤了，满脸是血。但她简单包扎了一下，让驾驶员继续开车，及时赶赴27军军部报到。由于没有及时治疗，母亲的鼻子后来留下了终身的伤痛。即便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母亲作为党小组长，仍然和同在一个党小组的几位领导同志一道抽出时间来进行思想学习讨论。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真的是让人敬佩。
说到干粮，当年志愿军战士吃的干粮主要是炒米、炒面。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有一幕让记者印象深刻，麦克阿瑟曾让美军高级将领品尝缴获的志愿军炒面，美军高级将领心怀好奇，从袋子中抓起一把炒面尝了一口，马上被炒面的怪味刺激得直接吐出来，惊叹道：“这是人吃的吗！”
即使如此，炒米、炒面与却是那个时候倾尽全国之力才能保持志愿军口粮供应的最好粮食。
“我们一线作战部队战士的条件太艰难了。”鲍奇万分感慨道。在长津湖战役当中，因为怕生炊烟做饭引来敌人，志愿军战士们就吃干粮，遇到补给跟不上，水都没有，只能扒一口雪再吃一口干粮，这样才能咽下去。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最终仍然取得了长津湖战役的胜利。
长津湖一役，扭转了战局，使得美军遭遇“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最终向三八线以南全线撤退。
今天之和平确实来之不易
1952年，因战功卓著，鲍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优秀代表参加了归国报告团，于北京天安门观礼，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
1952年，在北京与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合影
1952年4月，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与安徽桐城的荣誉军人代表合影
鲍奇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代表，赴安徽作报告时受到欢迎
鲍奇与来华东参观的朝鲜人民军访华团成员合影
鲍一江告诉记者，父亲有一件在朝鲜获得的物品，他还从未向人公开展示过。那么，这件物品是什么呢？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鲍一江从柜子中取出一件物品，打开了重重包装之后，这件物品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经记者观察鉴别，这件物品是丝巾，一共有两条，采用绸缎面料制作，淡黄色，上面印有“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字样，由当时到前线慰问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给志愿军官兵。这两条丝巾鲍奇一直没舍得用，珍藏至今。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丝巾
鲍奇将军戎马一生，因战功获得过许多的纪念章与勋章，但对他来说，参加抗美援朝获得的几枚纪念章与勋章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向记者展示了部分纪念章与勋章，其中一枚为赴朝慰问团赠送的纪念勋章，上面镌刻着“和平万岁”四个字。这枚纪念勋章，鲍奇凡是外出参加重要活动，都会佩戴在那套国家为他定制的新四军军装上。
记者仔细端详纪念勋章，该章为铜质，外形为五个大角五个小角合成的五边形，中间主图是圆形红色烤漆中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外环边与和平鸽表面均镀金。纪念章背面有三行铭文，第一行是“抗美援朝纪念”，第二行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第三行是“1953.10.25”。
鲍一江介绍父亲参加抗美援朝获得的几枚纪念勋章
据悉，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勋，中朝两国曾颁发了一些纪念章和勋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近五十种。1953年10月4日，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北京组建成立。出国前，特意制作了以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1952年为世界和平大会绘制的宣传画“和平鸽”为图案的纪念章。赴朝慰问团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把它颁发给了当时在朝的志愿军官兵。记者仔细端详着这枚纪念勋章，和平鸽象征着美好的祈愿，寄托了中国人民对正义与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
赴朝慰问团赠送的“和平万岁”纪念勋章
鲍奇和妻子程世萍在抗战时因在一起从事机要工作而相识，后共同经历了解放战争，建国后，两人确立关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俩人又义无反顾赴朝参加战斗，共同经历了长津湖那场极端困苦艰难险阻的战役，鲍奇和妻子程世萍不但受到了各种考验而且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更是相互间增加了感情。1952年底，作为陶勇司令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11月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秘书，鲍奇陪同陶勇从朝鲜回上海的华东海军工作。在陶勇的关心下，妻子也从朝鲜战场调回上海，陶勇自己出钱在家为鲍奇和程世萍置办了一桌饭，宣布两人结婚了！
“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都是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翻阅着一张张70年前的老照片时，鲍奇动情地说道。
聆听了这位志愿军老兵讲述那段峥嵘岁月的艰难困苦，即便用最美妙的语言也难以展现其万分之一，唯有亲身经历的那些志愿军官兵，才能知晓其“艰难”二字的分量。
确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抗美援朝纪念章与勋章，铭刻了广大志愿军官兵不畏强敌、顽强作战、争取胜利的卓越功勋；见证着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决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勇气；谱写了中国人民勇于战胜任何敌人，绝不为任何外来势力所屈服的光辉历史！
向您致敬，志愿军老兵！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严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