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拥有五十余万粉丝的网红“罗小猫猫子”在直播时喝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去世。
观看该直播的网友注意到，主播似因感情问题产生抑郁，直播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农药表示要“自杀”，尽管多数网友都在留言劝说，但个别围观者质疑其炒作，起哄让她“快喝快喝”。“罗小猫猫子”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怂恿着的声讨，认为这无异于向自杀者“递刀”，也开始反思如何避免让悲剧再次发生。
直播自杀与围观起哄
“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条跟大家发送视频了，你们也知道我得抑郁症已经很久了，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最近我实在绷不住了，想知道原因的就来我的小号看直播吧，放心，这条直播一定不是带货和广告。”
10月14日，她在网上发布了这样一条视频，其中透露想要“离开”的意味，也许是不再更新视频，也许是不再留恋人世，就在粉丝猜测时，当天下午的15:52分，在开启直播间短短的二十多分钟后，“罗小猫猫子”就喝下了用可乐瓶装着的农药。
从这条视频开始到直播结束，不断有网友留言快报警，并且规劝其别做傻事。然而，这其中夹杂着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看客，他们躲在屏幕后面一条接一条发送着“快喝”“是不是真的多少沾点”。
“罗小猫猫子”的好友表示，她原本没打算真的自杀，只是想给男友看，在“某草快”中兑了饮料，最终是受到直播间人的煽动才逞强喝下去的，随后的120抢救电话也是本人自行拨打，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
“直播自杀”这种行为，“罗小猫猫子”不是第一个，而围观者中嘴巴歹毒的也早有人在。2018年6月，宿迁市沭阳县一名女主播在某直播平台进行跳楼直播。2014年四川泸州19岁男子在微博连发多条文字与图片直播在家中烧炭自杀。2018年5月，网友菲妥妥一家三口自杀，此前她曾在网上留下遗书安排后事，有人留言讽刺喊她赶紧去死。
在直播时代，不排除一些人通过直播炒作“自杀”等危险行为哗众取宠，以求流量，这也导致了网友们对主播的意图难辨真假，甚至被骗麻木，更甚者戏谑起哄。但对于有自杀意向、抱有“表演式自救”心理的人而言，在期待获得善意与支持的时候，听见谩骂、批评、起哄，很可能造成最后一丝求生的理智被非理性所湮灭。
“递刀者”能否被追责
在“罗小猫猫子”出事后，其母亲表示，正在山东处理孩子后事，将追究起哄者法律责任。据粗略统计，在当天的直播中，起哄的账号不超10个，其中有个别账号尤其活跃。这些人到底是否能被追责呢？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林认为，网友的言论从道德上应严厉谴责，但很难依据《刑法》入罪。
“通过网络，围观者难以判断主播自杀是真实的还是在表演，也许是炒作，也许是行为艺术。除非围观者提供了自杀工具，其起哄的行为到了侮辱、诽谤、猥亵的程度，否则不能判定刑事责任。”
在我国《刑法》里，教唆他人自杀，只有构成间接正犯的程度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比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某人原本没想自杀，但围观者提供农药、安眠药等工具的，并在怂恿下使其自杀，则构成故意杀人。
“这种情况，当事人是因现场围观者刺激引发的，就相当于明知对方不能饮酒而劝酒致人死亡的行为。”张林说。
然而，对于一个有行为能力且自己准备了自杀工具的成年人，怂恿着到底对自杀行为的推动起了多大作用，在现实中很难认定。
也有法律界人士提出，起哄者闹事的行为，激化当事人的负面情绪，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暴力。当事人一方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举报等方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追究其责任。
在此前，曾有相关的案例判定。2018年的“6.20庆阳女生跳楼事件”，在三四个小时的救援中，围观人群不断有人起哄、鼓掌，甚至在快手等平台上进行了直播，最终女孩坠楼，当地公安局对两名起哄者行政拘留。2020年12月27日，河南邓州市一女子欲轻生投河，围观者杨某为博人眼球，起哄怂恿该女子投河自杀，并拍摄视频发布在网上，当地公安局以寻衅滋事行为，对其处以行政拘留9日的治安处罚。
就民事责任来说，按我国《民法典》有关规定而言，网红直播喝农药死亡是在教唆之下，公然鼓动他人自杀，家属完全可以对相关起哄、怂恿者主张侵权责任。
此外，张林还提出，平台方应承担对内容审核、后台管理、过程监督的责任，播出内容应符合法律规定、遵循公序良俗，对于网民语言行为做出督导。在尽到所有义务的情况下，此类事件还是发生了，那么平台仍需承担相应责任。
平台管控可否“跑赢”危险
在“罗小猫猫子”去世的第二天，平台封禁了包括此次直播在内发布不当言论的“你最珍贵”等10个账号。
那么对于危险内容的直播，平台是否有管控办法，是否能赶在危险行为发生前掐断直播？
记者电话采访平台客服，在其提供的直播行为规范中显示，“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包括但不限于自残、自杀、殴打他人、威胁他人生命安全”被列为“一级（严重）违规”，平台有权永久封禁主播账号，拒绝再次注册平台账号。在视频举报页面，可以看到“疑似/唆使自残自杀”“危险行为”等选项，网友有权对视频进行举报。
尽管管理条款和举报通道设置清晰，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对主播行为的干预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的视频平台，对内容的监控一般采取技术监控和人工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平台列出的风险名单账号，有专人观察，但更多日常表现正常的账号首先是通过机器技术审核，捕捉到敏感词语、画面等内容时，人工审核会去观察确认是否存在问题，进而决定采取删除视频、降权、通告或封账号等处罚方式。
由于每天有大量的内容被网民生产，“想死啊”之类吐槽语言穿插在真正的危险意图之中，在技术捕捉关键词和画面后，需要人工一一甄别究竟是炒作、口头禅还是确有危险行为，此外，一些恶意举报等行为，会干扰后台监控的判断。
抖音平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平台对自杀信息有管控上报机制，会对疑似自杀内容进行限制，并上报公安机关。此外，在搜索“自杀”字眼时，会跳出心理援助热线提示。
危险行为的视频传播与直播管控问题由来已久。仅在Facebook平台，就发生多起枪击直播事件，如2019年，新西兰特大枪击案，嫌疑人直播了行凶过程，时长近17分钟；同一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枪手向警察射击，也在现场直播了枪击过程。
尽管事后平台都对危险视频进行了删除，但事发时并没能第一时间介入，也让其陷入对危险行为监管不到位的质疑当中。
对于任何直播平台，如何“跑赢”危险发生的速度，是必须直面的痛点和应承担的责任。平台应该充分采取追封、现场封禁、现场监管等多措施结合的方式进行直播监管，提升人工智能审核与畅通举报渠道相结合的效率，使数量众多的直播间得到监管。
年轻人想当网红，先看清AB面
渴望流量者，反被流量吞噬。这场悲剧背后，需要反思的不仅是围观者行为和平台责任，我们也应关注到当事者本身——年轻人梦想成为网红的同时，能否看清AB面，有高光时刻带来的满足，也可能面临非议造成的痛苦。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问一句担不担得起当下的选择。
“罗小猫猫子”曾多次在视频和直播中称，自己患上抑郁症，并曾住院治疗两个月。网友们猜测，这与她情感受挫以及因情感纠纷而受到网络暴力有关。尽管事件发生后，不少负面评论已被删除，但从其既往视频留言区仍能看到，“你配不上某某”“孩子是谁的”等刺眼字样。
在知乎，一则就此事件的讨论贴中，某答主讲述了好友的类似经历——当网红做直播，因感情纠纷被网友追骂、人肉，导致抑郁症，后自杀未遂，即便如此仍有人留言问她“为什么没死成”。
对此社会现象，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硕士职业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雅俐分析，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一人群，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交流，就会在网络世界里寻找认同，通过虚拟的舞台展现自己，期待获得赞美和认可。
但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群体往往又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和生活常识，预料不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得到正面回应的时候是开心的，可当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在网络上暴露出来时，比如这位女孩的抑郁症，本应该接受专业人士帮助，但却诉诸网络世界，接收混杂各种见解的、不需要负责的人群的评价。当负面信息涌来时，甚至将自己的生死交给了不相干的人。”
对于“网红人均抑郁”这种现象，夏雅俐认为，这是进入了“认知黑箱”。
“几乎每个人都有情绪上的问题，有的人是病理性的，有的人只是不适应或焦虑，尚处在病理性的阈值之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区分清楚差异，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抑郁症的好奇、害怕、担忧和无助的情绪会互相传染。有的人在网上寻求共鸣和帮助，获得了积极回应，而有的人却可能受到诋毁和怂恿。”
夏雅俐就年轻人在网络上展示自我、追求成为网红的现象给出建议：首先应持理解态度，一些UP主的“成功”示范，吸引更多青少年渴望在网络上发光、收获认同，这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家庭和师长要给予积极的引导和鼓励，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关注、认可；最后也是很重要的，想借助网络成为“明星”，就应当具备自身核心特色，更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主见，不要人云亦云把对自己认知置于他人的评价之下。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年25岁的默片皇后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四字，从此香消玉殒，令人扼腕，时光流转，同是风华正茂的姑娘“罗小猫猫子”离世，她的账号下聚集了大量前来吊唁的网友，“好可惜，你还这么年轻”。历史总在以相似的方式轮回，人性的光明与阴霾依旧，变的是时代与介质。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庞菁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