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软实力”早已不只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术语，从政府到民间，中国人对软实力的探讨方兴未艾，中国要在国际上走出“挨骂”的阶段，也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似乎只要光明磊落，世界终究会看见，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遭遇诋毁，软实力也需要积极打造、主动塑造，甚至参与竞争。
回望本月，立陶宛公然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我对立外交关系果断降级。以立陶宛为代表的欧洲政坛势力在台湾问题和其它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频频挑衅，背后原因不仅是为遏制中国的崛起，也能看出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和欧美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而中国的叙事能否为更广大的世界所接受？这本身就是软实力。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后，一系列互动正渐次展开，但是，两国的分歧依然深刻和明显。拜登政府接下来会不会带领一众价值观趋同的国家共同抵制北京冬奥会？会不会在下个月的“民主峰会”中抹黑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冬奥会塑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中国？能不能通过类似亚洲文明对话的形式，让世界理解东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民主价值理念？这些也都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可以是一种话语，也可以是一种实践，可以是一个产品，也可以是一种形象。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打造出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魅力大国？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中美：短期改善与长期矛盾
顾问：如何评估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评估立陶宛事件对我外交形象的影响？能否预期下月美国将要主办的“民主峰会”的传播效应？
王逸舟：中美关系近期以两国元首视频对话为标志，确实有改善的迹象，包括在贸易在人员往来、记者重新获得签证、媒体交流方面都有改进，全世界好像也松了一口气。虽然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两国的摩擦仍然有些还在继续升温，但总体而言，中美大的结构性的对抗、螺旋式的危险上升的势头似乎有所缓解。美国确实经济上有很多麻烦，疫情虽然相对缓解，死亡率大幅下降了，但是经济的总体面不太好，包括物价上涨、城市犯罪率上升，美方也希望有一些外部积极推动因素，促进美国贸易经济改善。另外它也看出来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角色，不是美国轻易动手动口就能改变的，从长期考虑，美国也需要同中国缓解关系，这也是民主党政府在明年中期选举来临之前一个大的考虑。从中国来说，我们就要办冬奥会了，明年还要召开二十大，需要有一个有利、和平、正向的国际环境。
当然，中美长远的竞争态势，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在软实力价值观上的这种对立是不会根本缓解的，我们对短期的改善和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还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美国实际上也是两手，既有希望改善的一面，同时也没有放弃打压和围堵的一面，比如你刚才提到的“民主峰会”，实际上就是它的价值观外交的最新表现。台湾当局也可能会受邀参加，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清楚，所谓的“民主峰会”就是一个排他的俱乐部，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峰会干扰我们的外交大局，不要被它影响我们在全球的既定发展目标。
立陶宛事件是一个相对比较孤立的事件。我观察了一下其他的潜在的对象，如果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它们也会因为看到这种外交降格、贸易收缩的后果从而重新考虑或者放弃原有的计划，我觉得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这起事件讲多了反而没有多少好处，全球各大洲、国际组织大多数成员都不太会重蹈立陶宛的覆辙，相反，我倒是看到其它的一些消息，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在大选之后、新政府上台之后，未来很可能同中国大陆靠拢、接近，甚至建交，新的动向已经出现了。从全球总体来看，随着中国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台湾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相对的萎缩，大多数国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一目了然。当然，另一方面来看，就像你说的，立陶宛事件并不单纯因为美国因素作祟，它也反映出立陶宛的社会公众对中国的不了解。很多人基于自己国内的氛围、国内的宣传和他所受的教育，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远远不及对台湾，但是当他来到中国之后，就会发现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他在中国跑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往基层深入的点越广泛，就越发现自己原先的看法多么简单、粗浅、可笑。
软实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来源
顾问：让国际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成为可亲、可爱、可敬的角色，这里其实涉及到提升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即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的概念这些年在国内普及到了各个领域，有外交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软实力，甚至连幼儿园都在倡导软实力，我们回到软实力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王逸舟：软实力是相对硬实力而言的，硬实力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以物质作为基础的实力，比如GDP、军舰、基础设施，而软实力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吸引力、影响力，它的品牌的感召力，对于外部重大议题、重大风向、重大偏好的塑造力，这些以非物质形态潜移默化展现出来的特殊实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实力。约瑟夫·奈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在对各国的相对实力进行比较评估之后，发现传统的军事手段和经济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年的各种现象，他说不足以解释的现象就是苏联的解体（1991）。按照以往的实力学说，美苏两大两个军事和经济集团在全球展开争夺，最终可能是靠经济或者军事的手段来对决，可实际情况是，美国没有费一枪一弹，苏联就消失了，两极格局就终结了，用传统的实力观无法解释冷战的结束。他说，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军事手段和经济资源）虽然有助于理解强迫或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无法解释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来源。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根据奈的学说，软实力当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有什么令人惊艳的基因和禀赋，它的历史传统有哪些公认的精粹；第二，在现实的体制、制度和各种机制安排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这种思想和创意在全世界能否获得共鸣；第三，从国际上来看，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发挥富有想象力的一面，能否以富有魅力的形态展示自己。虽然在往后的30年间，人们对软实力的概念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但是总的来说，奈提出的三个软实力的基础，还是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主要框架和重要起点。
硬实力：软实力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顾问：中国是泱泱大国，我们提升软实力是通过挖掘自身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向国际社会汲取经验？伴随硬实力的崛起，软实力能否得到自然的推动？
王逸舟：首先要承认，软实力一定要有硬实力作为基础，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你如果没有钱，没有国土，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没有雄厚的制造业，你在国际关系中就没有办法推进或者创造软实力，即便有，也是非常单薄的，或者说数量很少的。可以说，硬实力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硬实力并不等于软实力也很好，比如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很有钱，大洋洲的奥大利亚有大量的矿物资源，但是拿得出手的品牌并不多，人们说起澳大利亚人想到的是它喜欢炫肌肉，说起沙特想到的是它喜欢炫富，但是钱和肌肉并不是可亲、可爱的东西。相反，我们看有些国家在硬实力上今非昔比，但是你会感到这些国家还是很有魅力，比如讲到俄罗斯会想起它的艺术天赋，讲到法国会想起它的浪漫气质，讲到英国会想起它的幽默技巧，想起它在全球体育领域引领的各种规则的制定。
全球80%的国家属于人口在两三千万以下的中小国家，它们的软实力跟硬实力也不是直接挂钩的。北欧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可是他们有很多重大的软实力品牌，比如挪威既是全球冰雪运动大国，也是全球海洋大国，在全球海洋领域中订立了很多规则，在南极事务中，挪威的影响力也是数一数二的，同时，它还是联合国的维和大国，在维和事务中，有很多将军都是挪威人，它的维和学说很有影响。瑞典也是这样，瑞典有个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它在军控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析报告非常有影响力，我和这份报告的作者聊过多次，它的作者也是全球范围的，不同报告由不同地域的研究人员牵头，使得它的报告成为全球军工领域的重要品牌，也是瑞典一张有力的名片。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来自挪威，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自瑞典，瑞典有大学专门开辟了哈马舍尔德小道，小道上介绍了很多关于联合国早期重大倡议的推进过程，还专门开设了哈马舍尔德讲座，倡导一种“和平学”。跟美国所说的战略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安全学不一样，和平学更多是从如何缔造和平、实现军控和无核化、实行裁军来推进的，反映出瑞典人在联合国系统中的贡献。在国际社会一些热点和争端场合，经常有一些北欧小国的倡议，大家熟知的《奥斯陆协议》就是巴以双方在挪威的撮合下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曾经讨论过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贡献，这个人口不到50万的小国最早倡导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以前各国都在争土地，争海洋，争出海口，但是它明确提出来，很多资源不是属于某个国家的，而是人类共有的，比如公海、极地、太空。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对于人类的进步，对于科技发展的前景，其意义不言而喻。
普通人：软实力的目标对象
顾问：俄罗斯人的艺术，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幽默，这些案例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质，而“人类共同遗产”和《奥斯陆协定》，这些案例涉及的则是国际事务中的独特作用和崭新理念，它们的主体可大可小，但是归根到底靠什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王逸舟：软实力本身是多层次的，比如奥运会就是一种特殊的软实力，成功承办奥运会的国家可以给自己的国际形象大大加分。高质量的展览会也能体现国家的声望、想象力、传播力。德国的展览会就特别多，比如国际关系领域有个慕尼黑安全论坛，这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安全论坛；全球经济的数据预测相当多地来自于德国的五大经济智库；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书籍业、出版业的盛会；汉诺威国际机床展览会是全球最好的机械制造展会。国际上最知名的博览会中，德国的可能不下上百个。相比之下，中国有博鳌论坛，有进博会，但是大多数省区确实还是缺少这种全球性影响的品牌。获得认可的标志是可亲、可爱、可敬。所谓的可亲，我的理解是可以亲近普通人，可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普通人的兴趣，让普通公众感受到吸引力。
所谓的可爱，指的是国际软实力一定要包括好玩、好看的东西。国际领域的艺术、媒体、文化、影视作品，经常能够帮助国家、民族提升它的影响力。比如日本的“Hello Kitty”，就非常受人喜欢，做成了很多书包、衣服、玩具，变成了日本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一个小小的卡通人物几乎成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与之类似的还有机器猫、史努比、小熊维尼、小猪佩奇，等等。这些东西全世界都喜欢，它也能够产生很多连带性的产品，增加其他国家公众对这个国家的好感。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形象是好是坏，外界对它是喜欢还是厌恶，并不完全是听外交部发言人怎么样，也不完全是听领导人在联合国怎么讲，而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去感受。
大国和国际组织倡导的很多议题、提出的很多概念，对于全球各国发展以及政府议程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近期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2016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但是深入观察会发现，很多倡议最早并不是领导人或者政府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一些民间团体、社会组织，来自科学家、学者，甚至家庭主妇。今天讲生物多样性、千年发展议程、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这些主要的思想和半个世纪以前意大利一批学者、工程师在周末建立起来的一个沙龙（罗马俱乐部）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两份重要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开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议程。再比如达沃斯，达沃斯虽然是瑞士一个小镇，但是半个世纪前创立的论坛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球议程设置、全球经济展望的风向标，得到非常广泛的援引。达沃斯经济论坛给瑞士增加了荣耀，增加了新的品牌，而这个品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它的手表、军刀、巧克力、银行系统。因此，软实力的倡导者是多层次的，多来源的，我们对它的提升也要有全面和广泛的实践。
智库和高校：软实力的引领者和先锋
顾问：如果说普通人不仅是软实力的目标对象，同时也是软实力的行为主体，那么，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和智库又当在软实力的塑造中发挥什么作用？
王逸舟：当下全球疫情还在蔓延，公众要知道疫情蔓延的具体态势，会援引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当你去追踪去查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特色，会发现这座大学有一个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在提供全球疫情数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座大学实际上是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多年来它的科研经费投入都是全美大学第一，有将近40位研究人员或者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从专业设置来看，医学、公共卫生、统计学、生物学、国际关系这些学科一直是居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前列。它的资源中心提供的信息不仅可视化程度非常好，而且非常翔实，打开链接进去很容易就能看到全球各地疫情的数据变化，包括具体的曲线，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比例，甚至包括美国各个年龄段、各个族群的病床、ICU数量。而且它不受美国政府影响，不受公众情绪干扰，也使得它变成各国乃至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数据来源。
除了疫情当下看到霍普金斯大学的作用之外，在平时涉及到的各种重大国际议题中，比如全球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全球的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潜在危险，美国一些重要智库、大学有很多这类数据网络。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你恐怕找不到任何一个重大国际议题的全球性网络。越是全球化，越是相互依存，越是信息网络和人员密集交往的时代，每个行业的精英要想做出决策，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这些全球化的信息，这个过程具有很大的塑造力和前瞻性。而现在看来，大部分数据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比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鲁金斯学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这些机构有它自己潜在的价值偏好，比如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是集权型的国家，俄罗斯是扩张型的国家，中东一些国家就是要资助恐怖主义或者制造战乱的国家，这种意识导致它在取舍数据、在发布报告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你无法评估的效果，这种软实力有时候比航母舰队、贸易制裁、金融长臂管辖的影响更深远，而且悄无声息。
在国际话语权中间，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在有些方面是有显著改进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干部人员比例，推送一些年轻人去实习，在国内也加大了这方面的培训课程。当中国的某些硬实力得到持续提升的时候，无形中让我们在国际领域相关的软实力特别是国际干部话语权方面也有所跟进。比如，中国农业这些年来一直稳产高产，把粮食安全的问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给全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形象。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粮农组织一直认可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曲东玉先生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明证。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育种专家为全球提供的水稻品种，帮助很多国家改善了他们的粮食供应状况。在农业领域，中国很有发言权。在工业发展、航空、邮政、教育科学等方面，我们在相关国际组织中也获得了更多的干部名额和话语权。
内圣而外王：软实力的最高境界
顾问：外交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软实力来源，您近期就在研究外交语言的来源和品质，什么样的外交语言更有助于提升软实力？
王逸舟：外交语言不仅要力求简洁，而且要确保真诚，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对于其它民族的善意。我认为，优雅、绅士、委婉、含蓄是高品质外交语言的表现。不光是有声语言，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副语言也能反映出外交语言的水平。全世界很多政治家提到周恩来都会肃然起敬，这位中国伟大的外交家不仅政治立场坚定，长期维护亚非拉弱小民族的主权尊严，而且他有着特别非凡的一些记录，比方始终如一的雍容华贵，待人接物的体贴入微，广结善缘的友好真诚，他看人时候的专注眼神让人感到很受尊重，但是，周总理的外交遗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中国现在整个外交语言的气氛比较浮躁。
增强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不只是器物层面的问题，不只是物理方面的增加，而是更着眼于思想和智慧的一种境界；第二，它不光是一种对外的东西，而是由内而外，中国古人讲内圣外王，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美好真诚，就会对外形成王道，让外界无形中对你产生尊重，软实力最终还是决定于这个国家和社会自身的健康进步指数；第三，软实力不光是领导人的战略步骤或者高层的设计，它同样也是国民的责任，跟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想象力和素质是有关系的；第四，软实力需要精致的界定，外宣不可能完全脱离实际生活，无限夸大，打造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就要想办法避免片面宣传高大上的东西，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防止好战好斗的意识，而是保持在对外交往和处理难点问题过程中的平常心和韧性，更多开发出智慧和巧妙的一面。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