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彧
接他们去方舱的车到达时，陶金一家五口人正在吃午饭。
几天时间里，这名前申花球员以及他的母亲、太太和女儿都被确认为新冠阳性感染者，只有他父亲暂时还阴着。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由仓库改建的新曹杨方舱医院。他们一家所在的楼栋共三层，每层约100人。四口人安顿好，陶金找了个拖把把附近区域拖了一遍。一边拖，一边感到憋屈，就和很多第一天入住方舱的人一样。陶金太太许晓在这天的朋友圈里写道，“我们现在不好，但我们会好起来。”
没有时间用来怨天尤人。第二天，许晓，这名学生时代的团支书、工作第一年就入党的“老”党员果断拉起陶金，又招呼了病区里另外一男两女，组成了一支5个人的志愿者团队。一日三餐和水果点心有了专人分发，负责核酸检测的医护也有了协助扫码和分发试管标签的帮手，极大提高了效率。方舱内呈现出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感。
“她告诉我，在方舱里，我们既是父母，也是儿女。我们不仅要让自己的妈妈和女儿感到安心，也要让病区里的所有老人和小孩安心。”陶金说。
作为父母有种无力感
把时间拉回到4月1日，这天陶金的核酸报告还一切正常。然而三天后，陶金和母亲同时出现了症状。“我妈只是喉咙痛，但我先是畏寒，发热、头痛、喉咙痛、咳嗽，第二天开始味觉消失了。”陶金回忆，“4月5日这天测抗原，我妈就出现了双杠，我是一条杠。”
陶金虽然连发三天烧，但每次抗原做出来都是一条杠。“而且照理说我是球员，身体应该最好，但我的症状却是最严重的。具备了奥密克戎的一切症状，开始几天头痛欲裂，在床上根本起不来。”
当他和母亲出现症状的时候，便立刻和家人分房而住。老婆和女儿关进一个房间，但还是没防住。6日起，陶金的妻女陆续开始发烧。
女儿“水蜜桃”5岁，之前没打过疫苗，她的高烧一度突破了39摄氏度。
陶金和许晓此时就一个愿望，就是四个人一起去方舱，能有个照应。母亲在4月9日这天接到电话通知的时候，陶金在电话里请求，“我妈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其他基础病，需要有人照顾。你们再稍微等等，我们三个人也都阳了，就等一份核酸报告了。报告明天就会出来，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隔离。”
他的请求被准许了，他觉得，疫情期间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比较人性化。第二天一早，三个人的报告都出来了，不出意料，全部阳性。
当三个人同时收到阳性报告，入住方舱已成现实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能否适应。“要怎么和她解释这么多人住在一起的原因，这是完全超出她作为一个五岁小孩的认知范围的。”许晓承认，作为父母这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我告诉她，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养病的。这里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生病了，我们要康复了才能出去。如果我们都在外面，就会让更多人生病……”
你应该早点来方舱的
到了方舱，每人先领到一个睡袋。第一个晚上，陶金不出意外地失眠了。先是专注听斜对面一个老爷叔打呼，“怎么一口气像是提不上来了？”不免暗暗为他提了颗心。
他记起自己小时候住训，那段24个人打通铺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好像也不觉得艰苦。哎，当时也就和自己现在带的这批孩子差不多大。2019年退役后，他前往江镇中学，接过申花07梯队主教练的教鞭。
等到迷迷糊糊感觉终于要睡过去了，打呼爷叔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一下惊坐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有早醒的人已经刷起了抖音。抓起手机一看，凌晨5点。
入舱的第二天，许晓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转很多，她问陶金，“我们一起去做志愿者吧？你说呢？”陶金说好，“但是和人打交道的事情你来，我就负责搬搬东西做点体力活。”
这个方舱之前还没有志愿者。到了饭点，由“大白”开电动车把盒饭送过来，三层楼的盒饭都堆在一处。经过简单的分配后，每层楼的饭被放在各层大门口，大家都往一个地方去拿，造成不必要的拥挤。
许晓决定去改变这个状况，“住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决定，不管遇到什么，都要以正能量去面对，也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所以我就叫他和我一起去做了志愿者。”
以身作则的力量很大，很快，女儿也在父母的带领下做起了病区里的小志愿者。“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其实也很简单。我就是把所有床位统计好，划好区块，然后召集一下有意愿做志愿者的人。除了我们两个，另外还有3人也报名了。把差不多100个病人分成5组，每组20人左右。每个志愿者负责这20个人的分餐，把分餐先搞定。”
护士们一高兴竟对她说，“你应该早点来方舱的。”说完立刻意识到哪里不对，有点不好意思。
医护给孩子们送了麦当劳
许晓紧接着便开始在病友里搜集大家共同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汇总后反馈到护士站。
4月13日这天，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第一批40瓶酸奶终于送进了方舱。志愿者们还积极为病友解决其他生活问题，比如床垫的分发。病友里包括三名残障人士，志愿者主动协助残障病友解决上厕所的问题。此外，还报修了两个厕所。方舱里最小的孩子5个月，渐渐的，很多孩子的尿不湿都不够用了。许晓又开始了自己的上下奔忙，统计每个楼层的小孩人数，需要尿不湿的数量以及尺寸。“报上去以后，采购完，和外面送餐的车一起进来，我再帮着发。”
在这支5人小队的帮助下，护士们也得以更高效地完成300多人的核酸检测。
但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现实和陶金之前想象的“纯粹卖卖体力”还是有些差距。一般每到饭点，“大白”会多送30份左右盒饭，每层楼面可以分到10份。胃口大的病友吃完还可以再拿，拿不到的人就有意见了，‘小伙子，我没有吃饱，你帮我想办法解决。”
开始两天去门口拿饭的时候，还会被保安阻拦，“你一个人拿那么多饭干嘛？”这个时候，陶金只能不情愿地、缓缓地从口袋里拿出表明志愿者身份的红袖章带上，人家看到也就不响了。
但女儿“水蜜桃”对于红袖章意外着迷，她总是不忘提醒父母把袖章给自己套上，那是她志愿者身份的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她和其他小孩就不一样了。方舱里住着很多比她更小的孩子，她非常主动地扮演起“姐姐”的角色。只要不是和陶金在i-Pad上玩牌，她总会带领孩子们一起玩耍。
一天下午，陶金听到女儿正绘声绘色给对床的弟弟讲《小猫刷牙》的故事，那原本是她为了参加“小青蛙故事大赛”而准备的。陶金突然感到鼻子一酸，为了女儿的过分乖巧懂事。他和许晓两人仔细地回忆了住进方舱的这十来天里，“水蜜桃”一次都没抱怨过此地的条件不如家中。只有一个晚上，她抱着许晓哭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我想家里的Hello Kitty了。”那是她睡觉时习惯抱着的毛绒玩具，许晓说，自己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许晓在方舱里还掉过一次泪，那天护士来喊女儿去护士站排队，说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当她被女儿牵着手拉到护士站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沉甸甸的麦当劳纸袋。
“我当时还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已经热泪盈眶。虽然方舱的客观条件一般，但医护人员的心里是装着病人的，他们还能想到孩子们的需求。麦当劳现在在外面都算是硬通货了，真没想到进来竟然还能吃到。”
接到了精英教练考试通知
4月16日，在连续做了几天志愿者后，许晓的身体又出现了症状，咳嗽不止外加颈椎病发作，只能躺平一天。
让她感动的是，附近很多爷叔阿姨都来看她，争相拿出自己的药给她吃，还有阿姨去护士站申请了一床被子抱来给她盖上。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看上去有点凶的郝先生不声不响拿来一只五星级酒店专用的新枕头给她。他们说，“小许平时为大家服务，现在她身体不好，大家帮她也是应该的。”
像许晓这样的情况在方舱里不少见，很多人的病情都是反反复复。陶金进来第一次核酸检测是阴性，但之后一次就阳了。他听到有病人去找医生诉苦，“医生，我真的要疯掉了。为什么我的报告是今天阴，后天阳，下一次又阴了，再下一次又阳了？这样下去，到底哪天才能出院？”医生就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多想，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里的规定是这样的：四天里连续两次阴性才能离开，“如果外面的朋友醒来的每一天都是14天的第一天，我们每次醒来则都是4天的第一天。”陶金说。在这里，焦虑是占统治性的情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病得不轻，都希望从医护那里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安慰。
陶金想，反正自己也不急，家里其他三个人至今还没有拿到过阴性报告，自己也不想把她们扔在这里提前出去，那阳就阳着吧。
4月22日，陶金突然接到足协组织的精英青训教练员的线上考试通知。找不到座椅，索性一屁股坐到垃圾桶上开始复习迎考。对他来说，自己的职业目标一直很明确，就是做教练，这是他在踢球时就想好的。
昨天，陶金和女儿一早就拿到解除隔离的证明，可以回家了。而许晓和陶金妈妈也在前一天双双收到进入方舱后的第一次阴性报告。父女两人出舱前，找人给他们一家四口拍了张合影，作为对这次特殊经历的纪念。
现在，新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回去后的生活是否能很快回到正轨？“但现在要紧的还是先出去，慢慢的，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