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是为了让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好。
要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景，必须有人源源不断付出努力。
这样的人或许并不出名，不是公众和媒体常常想起的“那一个”，但他们一定深知奋斗的意义，向着自己的目标夜以继日前行。
“85后”郭陶然就是其一。他在闵行郊区租下了17000平米的“城市荒野”，带领16人的团队进行生态修复，希望能让人们看到上海“原来的样子”。
城市快速发展，一定得离自然越来越远吗？郭陶然的答案是“不”。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座有着健康生态网络的城市，更能生生不息。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郭陶然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希望有一天，可以告诉全世界，在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里，也可以做好生态修复。”令人羡慕的是，肩负使命的郭陶然，不仅保持着将爱好变成工作的“纯真感”，也享受着生活在 “桃花源”般乡间小院的快乐，时不时种点菜，看看萤火虫。理想与现实，在他的生命中达成了巧妙的平衡。
在城市，重建一片荒野
因为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研究，有人把郭陶然称为“生态修复师”。
郭陶然
郭陶然租下的“荒野”位于闵行浦江郊野公园西扩区。打开朴素的竹门，满目绿意的“荒野”跃然眼前。郭陶然给它起了名字，叫“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
位于浦江郊野公园的“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
和都市森林里修剪整齐的绿化、布置错落的花丛不同，“城市荒野”看起来未经任何修饰，草、树、蛙、鸟……都是原生态的模样。“看久了精心打理的小区花坛、公园绿地、城市林荫道，孩子们会以为，大自然天生规整。其实不然。我想让来这里的人们都能看到自然界最真实的样子，感受乐趣。”郭陶然说。
记者到访“荒野”时，正是酷暑白昼。有志愿者在检查树上的人工鸟巢，看里面是否住着小鸟。“荒野”守护者郭陶然介绍：“地里其实还有蛇，但你看不到它。蛇不会在这么晒的时候出现，夜深转凉后偶尔出来。”
“荒野”巧妙设计了一条闭环路径，让人不知不觉中兜完七大区域，回到原点。而郭陶然的“城市荒野工作室”就在附近，来这里上班时，他大多数时间都泡在“荒野”。
基地功能分区
和“荒野”一样，白墙黑瓦的工作室也悄然呈现着原生态理念。房顶悬垂着晒干的植物果实，比如葫芦、松果。水族缸里的水草有点高，来自“荒野”小溪的鱼虾穿梭其间，水泛着青苔的绿色，与清透别致的景观鱼缸截然不同。照片墙上的花鸟鱼虫姿态，都是“荒野”里抓拍的，其中有记者见过的泽陆蛙。它曾是农田里常见的害虫杀手，但因环境污染，数量已经锐减。
“城市荒野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是郭陶然和好友魏羚峰一起创立的，聚集了一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伙伴：复旦植物学博士“蛙哥”，华东师大动物学硕士“金花哥哥”，海归遗传学博士毛毛……有趣的是，郭陶然自己在上海大学求学时，却从生命科学学院转到了哲学系。“我对生物多样性比较感兴趣，看名字以为‘生命科学’合适，其实有差别。我做生态修复，发现物种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哲学诠释了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两者是相通的。”
在生态修复领域有了成功案例后，2019年，工作室拥有了这片成规模的“荒野”。场地属于浦江郊野公园，面积约17000平米。“我们租了十年，除了改造加维护，还要为乡土生物引种做一些研究。”郭陶然希望，通过城市荒野景观的营造，在破碎化的生境中恢复上海地区原有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让乡土生物群落能在低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稳定地存在、演替。
理想不仅贯穿了工作，还融入了生活
轻轻地推开工作室的半遮掩的门，这群“动植物爱好者”们正埋头忙着各自的研究。
放眼望去，郭陶然的办公桌和大多数上班族别无二致，杂乱中透露出工作的忙碌。但仔细一瞧，桌上几本图鉴却与众不同：《海南蜻蜓图鉴》《上海野花观察入门指南》《上海水鸟观察入门指南》……这些图鉴有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创作的结晶，也有自己买来收藏的，但上班时间能研究世界各地的“蜻蜓”，多少令人心生羡慕。
要搞生态修复，先要成为动植物领域的行家。在人生的前三十多年，郭陶然仅栽培的植物就超过了6000种。而他与动植物的渊源，还要从童年讲起。
郭陶然儿时在新疆长大，虽然不是大家所以为的那种骑着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的少年，但在郭陶然的家中，却神奇地构造出来一个由两、三百种动植物构成的“秘密王国”。大多数植物都从市场上购买而来，也有一部分是他从野外采集或者与别人交换种子而来，还有父母外出给他带回来的热带鱼，光鱼缸就有四、五个。“当时我一下课就跑到花鸟鱼市去淘货，附近的老板几乎都认识我了。”郭陶然回忆。他甚至还“养”过蚂蚁，每天吃饭时给它们喂馒头。
十二岁那年，郭陶然跟随父母到上海定居，但收集动植物的兴趣并未止步。他会在家里养鸟、蛇等小动物，但养小动物毕竟不如植物方便，有一次自己养的蛇在家里失踪了，母亲害怕得晚上都不敢睡觉。“父母虽然非常支持我的爱好，但也会担心未来我找不到工作。”郭陶然笑着表示，他算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会全身心投入进来。
然而，照顾这么多动植物绝非易事，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在这些动植物上面。浇水、施肥、喂食，各种打理。那时没有太多专业的书籍可以参考，有了网络，他就在各种专业的论坛上泡着，自学相关的知识。
让很多人羡慕的是，他的理想不仅贯穿了后来的工作，还融入了现在的生活。成立“城市荒野工作室”后，郭陶然一直想要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一开始妻子担心村子里是否安全，但后来也全身心地支持郭陶然，与他一起搬到了村里生活。
就这样，郭陶然和妻子在五、六十平米的农村小院里，营造出了与繁华都市有着鲜明差异的一处“桃花源”。他们每年至少要种三、四十种蔬菜，这个季节会种丝瓜、苦瓜、空心菜、苋菜、番茄、南瓜等等。虽然只有十多平米的蔬菜种植面积，但足够夫妻俩吃一年。
4月中旬的菜地
奇形怪状的西瓜
小型的南瓜
除了种菜以外，郭陶然和妻子还对院子里的土壤进行了改良，修建了小水塘，有了腐殖质，晚上居然看到了十几只萤火虫飞舞的画面。他对“荒野”的研究兴趣在家中也不会停止，家里也变成了他的第二个“研究基地”。
5月30日，发现今年第一只萤火虫
在农村生活久了，郭陶然坦言，虽然没有什么治愈人心的神话，但最大的感受就是再也不想回城里住了。
理想就是，找回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
住的是农家小院，修复的是“城市荒野”，郭陶然的工作和生活里，蕴藏着他的理想——找回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
在接手这片“荒野”之前，郭陶然和他的团队在浦东高行的宜嘉苑已有生态修复的成功案例。那是一个位于居民小区和杨高北路之间的3000平米空地，对生态实验来说容量有限。不过，找到一块可供实验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已属不易。
建成于2016年的宜嘉苑生态保育区
他在这里实践修复理想：“要重建合乎本土特征的生态环境，首先植物的构建要合理。你要知道什么植物适合种在这里，它和哪些植物可以搭配在一起。如果搭配合理，后续管理工作就会大大减少。”郭陶然说，把这一步做好了，植物就能自我更新，可以降低城市绿化养护成本。
为此，他花了很多时间，人工清理已占绝对优势的入侵植物，种下本土植物。他解释：“入侵植物的迅速扩张，会占据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比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喜旱莲子草。喜旱莲子草是阔叶植物，根茎成片长在地下，在确保清除的同时，还要让旁边的禾本科植物能正常生长。”
地里还有两个微型水塘，孕育着新的生机。饰纹姬蛙产下的卵很快变成蝌蚪，又长出了四肢。围观的孩子们不知道，饰纹姬蛙是上海的乡土物种，它们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很久，却在之前十几年在市区的很多区域消失了。看似寻常的小小水塘，也许是这种蛙在上海的最小繁育场所。
宜嘉苑生态保育区项目，郭陶然团队做了三年，共监测到乡土植物260种，原生鱼类、两栖动物、软体动物40种，昆虫110种，证实了生态重建的可行性，也收集到了宝贵的数据。
郭陶然还想找更大的土地，带着团队做更多研究。在浦江郊野公园的“城市荒野”，他们根据上海的植被类型，将基地分成常绿树种区、落叶树种区、常绿/落叶树种混交区、灌木区、草地、小溪与水生植物区、乡土蝶类招引区等七个区域。不仅植物找到了适应生长需求的环境，动物也得到了善待。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黄鼬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华南兔
在蝶类招引区，记者看到了模拟野外山岩上溪流渗水的蝴蝶吸水台。蝴蝶吸水不光为了吸收水里的钠盐，为运动和繁殖提供能量，还要通过排水带走多余热量。
为了在不同时间给“荒野”引入不同的乡土植物，团队还要遍访全国。“我们尽量在上海找，有些找不到的，我们就到周边城市找，尽可能在华东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一带。”郭陶然说，他们在婺源找到了野慈姑，在青浦找到了水蕨，在昆山找到了荸荠属的植物，将它们带回上海扎根。
2020年自然繁殖的龙舌草
如今，“荒野”里生长着300多种乡土植物，不同的区域还做了水系的贯通。“第一年，我们用水泵抽了河道里的水，开挖了一条小溪，到中间变成一个池塘，然后再流到河道。担心外界水质不好，第二年，我们做了内部的水循环，水不够的话再从外河补水。”郭陶然解释其中用意，“上海以前是一个湿地城市，但是现在看不到溪流了。很多物种只能在小溪里生存，所以要通过溪流的营造，做一个小微湿地的示范。”
小溪及草地
在这里，郭陶然带着团队不断引种、监测，探寻大自然的答案。“比如，人工鸟巢能不能吸引到鸟？很多地方放了这种鸟巢，鸟都不来，是因为栖息地条件不好，还是巢不够实用？”郭陶然告诉记者，在他投放的20多个鸟巢里，桶状鸟巢基本没被光临，方形的鸟巢吸引到一些鸟，包括远东山雀、鹊鸲……“我们记录了没有鸟的巢的朝向、高度、位置，换了位置继续测试，可能要通过几年的数据收集才能判断它和哪些因素有关，更期待比较稀有的鸟种能够回来，比如猫头鹰。”
人工鸟巢招引远东山雀
让更多人看见城市纯真的模样
穿梭在自然间，看似孑然超脱，其实也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郭陶然表示，随着成果的不断出炉，更多人认识到了生态修复的意义。
坚守理想并不容易。他还记得，刚入这一行时，很多人都向他抛来了质疑的眼光，有人觉得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太奢侈了；也有人表示生态修复的目的是降低人为干预，而不是像他们这样去人为干预。
对此，郭陶然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他告诉记者，生态修复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尺度，尤其是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单纯依靠自然修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曾长期跟踪过一些荒地，过了几年后发现入侵物种非常多。有些乡土植物的种子通过鸟类传播，最多几公里、十几公里，郊区的一些乡土植物很难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传播到市区里。所以这些物种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
郭陶然算过一笔账，整个项目投入的资金至少会在300-500万之间。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所做的生态修复项目得到了闵行区区科委的一些资助，浦江郊野公园也只收取最基础的租金，帮助他们减免了很大的成本，此外还有政府的一些项目支持。
这些措施都让郭陶然减轻了不少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不少信心。但放眼全国和上海，像他们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稀有的。有人闻讯追随而来，也有阻力挡在面前。
郭陶然向记者介绍道，工作室在过去9年的时间里，曾开展过数千次自然教育活动，参与人数接近10万。郭陶然和他的团队成员们，通过乡土生物、乡土生态、乡土生活等一系列自然教育课程，让上海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了解、热爱上海的生态环境。
自然教室
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自然教育的课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正常地开展，这也给工作室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压力。
在这道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题中，郭陶然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只有通过商业化变现，才能更好地为生态修复的研究工作赋能，同时也能提高人才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留下来长期坚持去做这件事。
其次，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参照物。截至目前，国内尚未有一个成熟的城市生态修复案例可供参考，郭陶然和他的团队成员只能依靠着积累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郭陶然表示，在传统的园林设计观念中，植物只是景观设计中应用的工具，会人为控制它的生长来实现景观造型。但对于他们来说，植物和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要充分了解植物，顺着它的习性来培养它。“这些动植物是上海的原住民，我们现在希望它们可以重新回来，和人类和谐相处。”
如何看待城市更新与生态修复之间的关系？郭陶然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想的是，现在城市的大尺度的改造已经很少了，大家现在已有的经验就是希望成本可控，我们这种生态化的更新方式在未来是比较适合城市发展的需求——降低成本、构造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空间。”
郭陶然向记者形容道，目前他们所做的事就像是一个个“点”，但最终目的是扩展成“面”，构建相互连通的生态之“网”。“我们希望未来上海有几百个这样的点，每个点的生物多样性都比较高，并且通过生态廊道相互连通，动植物种类可以自由扩散。比如今天有只刺猬在宝山生活，但通过生态廊道它可以自由地活动，有可能若干年后，它的后代能够在闵行出现，这对长期维持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很重要。”
但郭陶然坦言，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毕竟是在走很多国家和城市都没有走过的一条道路。
“之前，在宜嘉苑生态保育区建设过程中，有人想抓小龙虾和黄鳝，就把我们水渠里的水放掉了；有人会翻墙进来在里面钓鱼，甚至还会在里面放鱼苗，把水塘里的水草全部吃光；还有人会在里面养流浪动物，可是流浪动物来了，我们想吸引的本土动物就不来了；还有人会在里面挖药材。”
时过境迁，对于用心构建的生态修复项目遭遇的人为破坏，郭陶然已能平静谈及，只是有些无奈。每次遭遇破坏，团队都要花费大量精力重新修补。
大都市里的生态修复之路，比想象中要难。但郭陶然和团队有信心坚持。随着城市治理理念的不断成熟，如今的生态修复已不是一个新鲜词，上海“十三五”期间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上海将以“生态之城”建设目标为引领，着力构建“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绿色环境需要。
对于郭陶然来说，让更多人看见城市最纯真、自然的模样，是努力背后的朴素心愿。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何雅君 牛强
